奕劻想了一下说：“好！”
于是听差便去延客，另有一名听差来添杯箸。铁良一进屋，先向奕劻请安，然后与起身相迎的那桐与袁世凯分别招呼。
“请坐下吧！”奕劻说道：“琴轩家的鱼翅，名贵之至，你什么话别说，先多吃一点儿。”
说着亲自舀了一小碗鱼翅，放在客人面前。
铁良也就不说什么，两大匙下咽，赶紧把酒杯送到唇边，不然，鱼翅的胶质会将上下唇粘住。
“真好！上次到南边去，学了一句俗语，‘吃到着，谢双脚！’今天正用得上。”
“你真行！”奕劻笑道：“连南边的俗语都学会了！”
“足见宝臣肯随处留意。”袁世凯说：“那个奏报抽查营队的奏折，纤细不遗，观察入微，整整花了我几天工夫才能细细看完。说常备军以湖北最优，河南、江苏、江西次之，大公无私，已成定评。”
于是话题转到不久之前的“河间秋操”，铁良对新建的北洋四镇陆军，亦有一番很中肯的批评。奕劻听完了，又扯到岑春煊身上。
“岑三每次奏报剿匪，铺张扬厉，仿佛天下只有他带的才是精兵。宝臣，你看怎么样？”
“未曾眼见，不敢说。”
“总听别人谈过吧？”
“是的。”铁良想了一下说：“听人传言，他带兵有一样可取的长处，颇重纪律。”
听得这话，袁世凯不服气了，脱口诘问：“莫非北洋陆军，就不讲纪律？”
“我是指绿营而言，不能与新建陆军相比。”铁良大摇其头，“绿营太腐败了，不知道出多少笑话。”
“可也有两广绿营的笑话？”奕劻问说。
“有！”铁良答说：“我也是听来的，不知真假。”
“管它是真是假？”奕劻怂恿着：“只要好笑，能助酒兴就好！”说着，还亲自为铁良斟了杯酒，一个劲催他快说。
“岑云阶到了广西，是驻扎在梧州，柯逊庵仍旧住省城……。”
广西的省城是桂林。督抚虽不同城，但广西的政事，本可由柯逢时作主的，变成需事事取得总督的同意，而所谓“督抚会奏”，事实上皆由岑春煊主稿，柯逢时不过列衔而已，因而督抚势成水火，互不信任。柯逢时最担心的是，土匪攻打省城，岑春煊会坐视不救，甚至三面围剿，独留向桂林的一面，作为土匪的出路，等于驱匪相攻，岂不危乎殆哉？
因此，柯逢时在巡抚衙门的大堂上，架起一尊大炮，远近相传，当作笑谈。其后，又从江西调来一名道员，是他署理江西巡抚时，所识拔的干才。
此人籍隶皖南，名叫汪瑞辍剑涫俏墓伲哪艽？路晔钡魉焦阄骱螅盟沉煳甯鲇u夯の姥哺a妹胖稹a红涌此馕甯鲇餍党渥悖艘嗑常苣艽蛞涣匠∮舱剑睦镌谙耄羧痍〗以知兵自诩，千里远来，或者急于有所表见，不妨利用。
打定了主意，便处处加以词色，希望他能自告奋勇。但汪瑞辍铰郾保」苜┵┒竿吠肥堑溃皇堑搅私粢赝罚豢纤狄痪淇磺胄械幕啊a红幼圆幻馐圆豢纤佬摹?br />
慢慢地，他看出来了，汪瑞辍讲皇遣幌肓9Γ皇遣换岽蛘蹋皇堑坎蛔恪h绻鼙瞥鏊挠缕矗簧狭苏螅簿鸵逦薹垂耍彰蚯傲恕?br />
于是，择日发帖，大宴将士，席间特意向汪瑞辍讲欢先熬啤m羧痍〗的酒量很好，但酬劝频频，逾于常度，就不免使人怀疑了。汪瑞辍胶芑频奖桑宰尤春芮逍眩纯词轻红涌煲そ氖焙蛄耍寄志疲幸庾约喊炎约汗嘧恚涞背〕霾剩碌靡凰俊?br />
到了第二天，柯逢时把他找了去，很不高兴地说：“你怎么醉得人事不知，出那么大一个丑？连我的面子都给你丢完了！”
“回大人的话，”汪瑞辍礁┥硐蚯埃蜕鹚担骸爸暗朗瞧炔坏靡选n吮；ご笕耍缓米约何！?br />
“此话怎讲？”
“制台跟大人过不去，千方百计，想把职道调出去打土匪，职道带兵一出省城，万一有警，制台一定留住我不放。倘或我回师来救，说我擅自行动，不服调度，那是个要脑袋的罪名。大人请想，能救得了职道不？”
“啊！啊！原来他是这么一个打算！”
“不是这么打算，以他的崖岸自高，为什么要那么敷衍我？”汪瑞辍浇艚幼潘担骸八灯鹄凑庖恢Ь怀稣蹋彩遣欢缘模灾暗烙Ω渡蹩啵癖夭蝗盟锌诘幕帷5人豢丝冢也荒芩担业谋亲ㄎ；ぱ哺y模缓么鹩Α?br />
那一来，大人又怎能留得住我？”
“不错，不错！倒是我埋没了你这番苦心，错怪你了！”柯逢时想了一下又说：“不过岑三的居心太可恶，我倒要跟他碰一碰！”
柯逢时“碰”岑春煊，不止一回，奕劻是很清楚的。听铁良谈到这里，拊掌称快，“原来柯逊庵那次参他，是这么一个内幕！”他说：“论起来，倒是岑三吃了哑巴亏。”
“怎么？”那桐问道：“柯逊庵的折子上怎么说？”
“说他‘军中酗酒，强沃属员，以到醉不能兴！’”
“那也是汪瑞辍降闹饕狻！碧冀涌谒档溃骸叭舴侨绱讼确18迫耍平缀芸赡懿瓮羧痍〗一本，那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不过，”铁良提出疑问：“柯逊庵此举对他自己来说，得失已颇难言！”
原来当时是照通例，以下劾上，皆令被劾者“明白回奏”。岑春煊当时在回奏时，自是尽情反击，柯逢时因而落职，所以铁良有那样的质疑，只是他不知道奕劻与袁世凯，对柯逢时已因此而另眼相看。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其间的得失，在座的人自然都不愿意跟他谈。这个有关岑春煊的话题，到此便算结束了。
※ ※ ※
会议开始有争执了，所争的是几条铁路。
依照中俄密约，双方设立华俄道胜银行，建筑一条铁路，自俄国的赤塔向东南伸展经哈尔滨至海参崴，实现了俄国前皇亚历山大三世要求以最短的路程，连接滨海省与俄国中部交通的愿望。
这条铁路全长二千八百里，俄国称之为“中东铁路”，中国则或名“东省铁路”，或名“东清铁路”。到了光绪二十三年，德国与俄国勾结，利用中俄密约，布置了一个类似地痞欺侮乡愚的骗局。先由德国以曹州教案为借口，强占胶州湾，而俄国公使则向李鸿章暗示，基于条约互助之义，愿为代索胶州湾。李鸿章此时虽到过“通都大邑”，而且也会打几句“痞子腔”，但毕竟还是“乡愚”，不知这年初秋，德皇威廉二世与俄皇尼古拉二世相晤，已有成议。明明是一个吊死鬼的圈套，而漆黑懵懂的李鸿章，看出去是一面圆圆的气窗，窗外一片清光，忍不住探头出去透气，就此上了圈套。
当时是翁同龢当政。书生昧于世事，而理路是清楚的，加以有张荫桓相助，看出李鸿章要上大当，所以一面奏皇帝饬庆王奕劻告李鸿章求助于俄，同时急电驻俄公使，用极委婉的措词向俄国政府说：“中国不愿俄国因而与德国失欢，请俄国暂时不必派海军来华”；一面由张荫桓及荫昌向德国交涉，亦即是情商，不占胶州，另作补报。
中德会议不下十次之多，德国始终不肯让步，而俄国则以急人之急的侠义姿态，出兵到了旅顺、大连。此来是为“助拳”，当然要求地主供应一切。由于李鸿章的坚持，特派负镇守山海关之责的宋庆，供应俄国海军一切“应用物件”，并拨二百万银子修筑旅顺炮台。不久，声明“暂泊”的俄国，竟开口要求租借旅大。李鸿章知道中了圈套，但想摆脱，已办不到了。
结果丢了胶州湾，也丢了旅顺、大连！英国与日本已有结盟的意向，见此光景，为了抵制俄、德，更为了本身的利益，英国趁火打劫，要求租借尚在日本占领之下的威海卫，而以承认闽海地区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作为交换。三国干辽之一的法国岂甘落后？要求租借广州湾。意大利来凑热闹，要求租借三门湾。一时列强瓜分之说，竟有见诸事实之势。
事急，总理大臣全体集会，帝师翁同龢慷慨陈言，主张开放各口岸，许各国屯船之处，然后定一“大和会之约”，不占中国之地，不侵中国之权，而中国则不坏各国商务。
这样，庶几开心见诚，一洗各国之疑。这虽是书生之见，却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所主张的“门户开放政策”，不谋而合。但所有的总理大臣，包括翁同龢恃之为左右手的张荫桓在内，无不保持沉默，据说张荫桓此时已等于出卖了翁同龢，与李鸿章一起接受俄国代表贿赂的期约，如果帮助俄国实现了租借旅大的要求，可以各得五十万两银子的酬劳。
于是光绪二十四年春天，继二月初四李鸿章、翁同龢与德国公使海靖，订立“胶州湾租借合约”，允德国租借九十九年，建筑胶济铁路，开采铁路两旁三十里内矿产之后，三月初六复由李鸿章、张荫桓与俄国署理公使巴布罗夫订立了“旅顺、大连租借条约”，以二十五年为期，并允俄国建南满铁路。
第二天——三月初七，德皇电贺俄皇取得旅顺、大连，而恭亲王奕劻自此病情转剧，终于不起，薨于四月初十。四月二十三，下诏更新国是，变法自强；又四天，手拟定国是诏的翁同龢被黜；八月初五袁世凯告密，第二天慈禧太后临朝训政，发生了“戊戌政变”。这个“地痞欺侮乡愚”的骗局，害惨了皇帝与翁同龢，而中圈套的李鸿章与见利忘义的张荫桓亦没有落得好下场，变成害人而又害己。
※ ※ ※
南满铁路正式名称叫做“东省铁路南满洲支路”，是由哈尔滨开始，向南直通旅顺，纵贯吉林、奉天，苏俄的势力，因此而能到达渤海。及至朴次茅斯和约成立，俄国将从长春至旅顺这一段，约有一千五百里，割让给日本。这一段铁路历经名城沃土，日本视作击败俄国最大的一项战利品，认为其中有许多生发，所以在会议中提出要求：“为了确保既得利益起见，中国不能再建与南满铁路平行的铁路。”
袁世凯想了一下，提出相对的条件：“如果中国不能造跟南满平行的铁路，日本亦应如此。否则，一样有损利益。而且所谓‘平行’，亦应该有个限度，相去十里是平行，相去百里亦是平行，不可一概而论。”
“满洲地方辽阔，人烟稀少，经营一条铁路不容易，所以即使隔得很远，一样也有妨害。”小村紧接着说：“至于日本亦不造平行线，可以同意。不过，与南满连接的铁路，即是南满支线，将来看地方发达的情形，可以添造。”
“不！”袁世凯立即反驳：“日本继承的权利，限于长春以南的南满铁路，并不包括任何支路。如果逾此范围，是另一件事，不能并为一谈。我再提醒贵大臣，当年中国许与俄国的，只是东清铁路，没有包括其他支路。”
小村语塞，便由日本的另一名全权内田康哉接口说道：“添造铁路，为了开发地方，交通便利，地方就会繁荣，这是与中国有利的事。”
“如果是为了开发地方交通，彼此应该同意，但不能与南满铁路混在一起来谈。”
“照这样说！”小村紧钉着问一句：“贵大臣是同意添造的了？”
“如果为了开发地方，中国亦可随时斟酌情形，添造铁路。”
“不然！在南满范围内添造铁路，总是妨害南满铁路的利益，有与南满竞争之嫌，中国自不应随时添造。”
听翻译将这段话译了过来，袁世凯认为小村的一句话，有漏洞可钻，所以很快地问：“彼此同意，总可以了吧？”
小村认为这句话很难回答，与接座的内田小声商议之后，方始答说：“如果日本同意，中国可以添造，但不能与南满铁路平行。”
这在交涉上是一大收获，日本已承认中国在南满铁路范围之内，建造支路的权利，虽须日本同意，但至少有了要求权。倘或日本拒绝，相对地，日本想添造支路，中国亦可拒绝。所以小村的答复，等于是为他提供了一项牵制的工具，自然是失策。
正当小村在悔恨不迭之际，名居参议而有发言权的唐绍仪，忽然画蛇添足的说：“造铁路，有关中国主权，日本方面如不得中国同意，不能随时添造。”
“自然要同贵国商量，日本决不至象当年俄国对待贵国的情形，贵国不必顾虑。”
这时唐绍仪已发觉自己的话有语病。本来照袁世凯与小村的折冲来说，权利是同等的，谁都可以在南满的范围内添造铁路，唯一的条件是征得对方同意。而照他所说，仿佛南满添造支线是日本的权利，不过须征得中国的同意。但是唐绍仪虽已发觉失言，却拙于弥补，倘或见机，只要复述小村的话，敲打转脚，成为定论，依旧不损权利。而他只是重复声明，造路不经中国许可，总是碍及主权。语气中越发明显，添造南满支路，只是日本人的事，与中国无关。
小村想不到遇见这样一个对手，大喜过望，立即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法，大声说道：“我只着重在南满铁路利益有关这一点上。所以如有与南满铁路利益有冲突的任何支线，中国不应该添造。”
就这一句话，推翻了原来的承诺，而唐绍仪懵懵懂懂，只觉得话不大对劲，却说不出个究竟。默尔而息，遂成定案。
交涉由此落了下风，因为日本方面已看出底蕴。瞿鸿玑并不懂国际公法，利害出入，不甚了了；袁世凯虽然机警且肯用心，但究竟不能如李鸿章当年办交涉那样，动辄视对手为后辈，以气势得人，话说错了，亦可设法收回或弥补；随员中倒有些留学生懂交涉的要领，无奈中国官场尊卑的观念甚深，人微必言轻，发生不了作用。
能发生作用的，只有一个曾国藩第一批选送留美幼童之一的唐绍仪，他是袁世凯办洋务的“大将”，官拜外务部侍郎，声名甚盛，谁知是浪得虚名，无须忌惮。
就因为这一转念，小村与内田的态度变得强硬了，第二天接议安奉铁路，小村提出了“改造的要求”。
原来日本陆军自朝鲜渡鸭绿江增援，在奉天、吉林境内造了好几条轻便铁路，其中最重要一条是，由朝鲜义州对岸的安东，到奉天省域的安奉铁路。日本事先已经扬言，希望继续经营这条铁路，此是与中国主权有关的事，怕遭到强烈反对，迟迟未发，此刻悍然不顾地提出来了，名为“改造”，当然包含“改造”完成，继续管理经营的意思在内。
因此，袁世凯这样答说：“这条铁路是筑来军用的，军事完了，就应撤掉，何必改造？”
这又是袁世凯失策了！如果说，当初造安奉铁路专供日本军用，而未收任何地租，如今日本既已获胜，理当将此路赠与中国，作为酬劳。或者至少由中国贴补建路的工料费用，收回自行处置。至不济也可提出合办的要求，日本是没有理由拒绝的。
只是袁世凯一向好用权术，以为你说“改造”，我便用无须改造来驳你，尔虞我诈，针锋相对，岂不省事？那知小村不上这个当，索性挑明说道：“奉天与安东之间，早有通铁路的必要了！以前曾与贵国外务部提过，未有结果，军事忽起，所以匆忙造一条轻便铁路，除军事以外，对地方商务振兴很有益处，应该造成一条永久性的铁路。因此，这次实在不是改造，而是重造。”
一提到曾与外务部接过头，话就不容易说了。袁世凯不知其事，瞿鸿玑亦记不起有这交涉，唐绍仪到外务部的日子不多，更为茫然。因而袁世凯竟无以为答。
但日本的代表却不放松，小村与内田轮番鼓吹，筑成这条铁路如何与中国有利。最后只好许他改造，只是有个条件，路轨的宽度应与关内外铁路相同，不能照南满路尺寸，表示将来可以收回成为中国铁路的一部分，而非南满铁路的支线。
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吃亏的地方。但比起当年李鸿章在马关议和的情况，却有霄渊之别，所以不常出席的庆王奕劻，经常出席的瞿鸿玑，都认为议约能有这样的结果，已是差强人意了。
其中有个随员，却忍不住有一肚子话说。此人是上海土著，名叫曹汝霖，字润田，祖父两代都在曾国藩所创设的江南制造局供职，家境小康，所以曹汝霖能够自费留学日本，学的是法律。
毕业之时，正好新设商部，有许多商事法需要拟订，并决定借鉴于日本，因而曹汝霖被延揽入部，官居主事，派在商务司行走，兼商律馆编纂。中日北京会议的随员，多在外务部及商部调充，曹汝霖因为学的是法律，兼以精通日文，因而入选。小村的发言，他不须经舌人传译，语气吞吐迎拒之间，了解较深，每每为当事人误解对方的真意，该争的地方不争，不该争的地方又咬文嚼字，虚耗工夫而着急。他在会中无权发言，亦无法递个条子去提示纠正，唯有咽口唾沫，聊以滋润干燥发痒的喉头而已。
到得那一天散会，他可真忍不住了。向例散会以后，除了瞿鸿玑径回公馆，其余的大部分都随袁世凯在北洋公所晚餐，商量应该提出的文件及次日会议应该注意的要点，这天居于末座的曹汝霖，看着唐绍仪问道：“唐大人，我有一点不明白的地方，要请唐大人指教。小村本来已经同意，得日本同意后，中国亦可添造铁路。后来唐大人提出主权的主张，小村立即改口，光说中国不能在南满添造铁路，不及其他，作为定议。那时，唐大人为什么不驳他？”
话说到一半，低头在吃饭的袁世凯，倏然抬眼，但他很机警，知道唐绍仪要受窘了！为了不使他过分难堪，立刻又低下头去，假装进食，其实一口饭在口中缓缓嚼咽，侧着耳朵在细听他跟曹汝霖的问答。
唐绍仪有些恼羞成怒了，“外交上说话不在乎多！”他操着生硬的广东腔，大声答说，“我提出主权的主张，是扼要的话。他既承认我的主权，自然不能单独行动，这些道理你不懂。”
曹汝霖见此光景，敢怒而不敢言，但也没好脸色给他看，微微冷笑着偏过脸去。这顿晚饭吃得便有点不欢而散了。
到了第二天上午，曹汝霖刚刚到部，已有一名北洋差官，持着袁世凯的名片来见，说是：“大帅请曹老爷在今天开议之前，早点请到北洋公所，大帅想跟曹老爷谈谈。”
开议是下午三点钟，曹汝霖两点钟就到了。一到便请入签押房，袁世凯起身迎接，就请他在书桌对面落坐。
“润田兄贵处是……？”
由此一句开始，袁世凯细问了曹汝霖的家世、学历，在日本几年，何时到部，是何职司，最后提到昨天饭桌上的事。
“昨天听润田兄向少川质疑，实在佩服！”
经过昨天那一番质问，曹汝霖气平了许多，唐绍仪盛气凌人，固然风度欠佳，自己在那样的场合，直揭长官的短处，亦未免少不更事。所以略有些不安地答说：“是我太轻率，出言欠检点。”
“当年我也是如此。”袁世凯说：“年轻倒是要有锐气才好。”
“是！请大人多指点。”
“不敢当！倒是这次议约，我要请教的地方很多。”袁世凯略停一下说：“可惜，大部分都已定议了！不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愿闻高见，将来好有遵循。”
“大人言重了！”曹汝霖很不安地，“我亦是一得之愚，不定对不对。”
“对不对，要说了再研究。有意见，总是好的！请不必客气，有不妥之处，尽管指出来。”
“是！”曹汝霖想了一下说：“安奉铁路不是战利品，日本要重建，应该是可以要求他们合办的。”
“是！是！这是我疏忽。”
听袁世凯引咎自责，曹汝霖颇为惶惑，照此说下去，事事都是他的轻许，变成专门来指责他了！那岂不大违本心？
袁世凯看出他的心意，便又说道：“润田兄，若说闻过则喜，我还没有那样的修养。不过，我请教足下，并不是想听几句恭维的话。我幕府中笔下好的人很多，我有自己动手的东西请他们改，总要改得多，改得好，我才欢喜。这一点知道的人也不少。润田兄，请你了解我的诚意，尽管直言。”
有此一番说明，曹汝霖才能畅所欲言：“除安奉路以外，南满路方面，可以争取利权的地方也还多。譬如抚顺煤矿，附设炼钢厂，规模甚大，不管于军需、度支，都有很大的关系，何不要求合办？”他停了一下说：“光是限制矿区，不准超出铁路沿线多少里以外，并不是好办法。再说，事实怕也限制不住，尤其是矿岤，只朝有矿的地方去开，在地面上或许并未逾界，地底下就另是一回事了。”
“嗯，嗯！高明之至！”袁世凯很想了一会才问：“还有呢？”
“还有，俄国割南满一段给日本，照道理说亦须经中国同意。”
“喔，”袁世凯很注意，但也有些将疑，“这是什么道理？”
“中东铁路是中俄合办的。俄国由华俄道胜银行出面，中国有五百万两的股本，说起来中国对中东铁路亦有一半的权利，如今要割让给日本，当然要中国同意。否则，不就慷他人之慨了吗？”
听得这一说，袁世凯好半晌作声不得，“润田兄，”他说：“你的道理不错。不过关于中东路的权利，我们早就在无形之中放弃了。”
“此所以需要交涉！”曹汝霖脱口答说，情绪显得有些激动了，“当时为了中东路，杨、许两星使，与俄国财政大臣商量得舌敝唇焦。杨星使因为受气而晕倒，以致命丧异国，可以想见磋商之激烈。如今俄国是战败国，中国正该趁此机会，旧事重提，切切实实提出收回利权，重新合办的要求。至于华俄道胜银行，当时是否一并议及，我不甚清楚。好在事隔未久，外务部必有档案，大人何不调出来看一看。”
“润田兄，你的见解十分高超。不过，唉！”袁世凯叹口气说：“虽然事隔未久，已几经沧桑。对俄交涉是李文忠一生勋业中的一大败笔，当时的内幕，想来你亦必有所闻，我们后辈，不便批评，何况李文忠贤良寺议和，积劳殒身，说起来跟阵亡是一样的，更何忍批评。如果翻中东旧案，势必伤李文忠的清望。再者，如今的国势，亦还不是能翻旧帐的时候。润田兄，我是腑肺之言，请你细察。”
“是的！”曹汝霖以谅解的心情，接受袁世凯的看法。
“至于这次对日交涉，说起来我的苦衷亦不止一端。我跟润田兄一见如故，不妨谈谈。第一是撤兵。朝廷对收回东三省，属望甚殷，日本人看出我们的弱点，隐隐然以撤兵作为要挟。这，想必你亦看得出来。”
“是！”曹汝霖承认他说的是实话。
“其次，北洋很想多办点事。”袁世凯也有些激动了，“中国从甲午到如今十二年，先是闹政变，后来又闹拳匪，不但元气大丧，而且浪掷韶光，我们落后人家太多了，一天当两天用，犹恐不及，所以我在北洋只要力之所及，总是尽量多做。可是有人以为我揽权，尤其是……唉，不提也罢！”
曹汝霖恍然大悟，怪不得他每次发言，总要向瞿鸿玑问一句：“是这样吗？”或者：“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原来枢庭已有疑忌之意，所以不能不如此委屈绸缪。
※ ※ ※
“中日新约”终于定议了，计正约三条，附约十二条。前后不满一个月，照会议日期来说，算是顺利的。
最后一次会议，奕劻自然要出席，签字及毕，摄影留念。第二天，袁世凯在北洋公所设宴为小村饯行，敬陪末座的曹汝霖，恰好坐在作主人的袁世凯旁边，自然而然地成了主客之间的舌人。他那一口流利的日本话，以及要言不烦的措词，大为小村所注意，因此，席散以后特别向主人要求，希望跟曹汝霖谈谈。
袁世凯当然表示同意，而且特意将他专用的会客室让出来，供他们单独谈话，真正是单独，并无第三者在座。
“这次我抱有绝大希望而来，所以会议上竭力让步。”小村说道：“那知是失望了。”
所谓“让步”是比较而言，较之马关条约，这一次的“中日新约”在日本算是很客气的，但仍得了便宜，总是事实。曹汝霖不愿与他争辩这一点，只问：“请问贵大臣，此来所抱的绝大希望是什么？”
“我原以为袁宫保必有远大的见识、眼光，在会议之后，想跟他进一步讨论两国如何联盟，那知道袁宫保过于保守，会议席上，只在文字枝节上讲究，斤斤计较，徒费光阴而已。”
“两国联盟？”曹汝霖问道：“自然是对付俄国？”
“是的！”小村的表情是凝重之中有忧色，“俄国的野心甚大，我在朴次茅斯议和时，已经看出来了。俄国将来定会卷土重来，如果贵我两国，不早为之备，一定同受其害。倘能彼此联合，整军经武，力图自强，两国或可免受其害。”
“既然如此，贵大臣何不向袁宫保直接提出这一番意思？”
“袁宫保不从大处着眼，联盟之意，此时不宜表示，免得反而引起他的猜疑。”
“那么，”曹汝霖问：“贵大臣的意思，是不是希望我能够转达？”
“是的！有机会请你转达，倘或袁宫保有意讨论，我可以专程前来。”
“好！我一定设法转达。不过，”曹汝霖想了一下说：“我听说政府方面对袁宫保亦有疑忌之意，这一层，贵大臣在会议席上，大概也可以看得出来。关于联盟一节，即或袁宫保亦有同感，恐怕一时亦不便向政府进言。这是我个人的私见，提供贵大臣作参考，幸勿为外人道！”
听得这番话，小村半晌作声不得，最后叹口气说：“我想不到中国政府内部亦有矛盾！”
等小村辞去以后，袁世凯自然要找曹汝霖询问谈话的内容。曹汝霖将小村的意思，据实相告，只隐去了他自己向小村说的那一段话。
“唉！”袁世凯叹气的神情，跟小村一样，“我又何能作为？
只好辜负他的盛意了。”
“外人的看法不同。”曹汝霖说：“莫说是日本人不明内情，就是京外各地，也谁不以为大人受朝廷尊重信任，言听计从，有一番大的作为？那知事实并非如此。”
袁世凯默然半晌，才说了句：“大家越是如此，我的处境越难！”
他一直觉得应该有所表示，到得此时，认为以退为进的手法是非施展不可了。因而回到天津，便秘密关照张一麟替他预备一个“请开去各项差使”的奏折。
张一麟对袁世凯的待人处世，已有很深的了解，知他此举的用意，所以这个奏折写得冠冕堂皇，但见表功之意，并无固辞之心。袁世凯深为满意，但却迟迟未曾拜发，要挑个最适当的日子。
几经咨询，接纳了杨士琦的意见，在封印之前一天拜发。因为就表面而论，这个辞差的奏折，到达御前，已在封印之后，如果邀准开去各项兼差，则封印开印，天然就是一个交接的绝好时限。至于谈到实际，辞差也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反正这个奏折是写给慈禧太后一个人看的，若以为有挽留的必要，发一道慰留的上谕即可。趁封印期间，了掉这重公案，不会有人留意，便不受任何影响。
等奏折一上，慈禧太后颇感意外，在召见军机时问道：
“袁世凯为什么好端端地，忽然要辞差？”
奕劻是知道这回事的，却故意装作诧异的神情答说“是！
奴才亦莫名其妙！”
“你们倒想想看，总有原因吧？”
这下是瞿鸿玑答奏：“袁世凯兼的差使很多，因为精力照顾不到，难免有疏忽的地方，言路上啧有烦言，想来袁世凯是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有倦勤的表示。”
“那也难怪他。”慈禧太后问道：“你们看，应该怎么办？”
由于有“难怪他”这句话，瞿鸿玑看出慈禧太后的意向，自己也觉得还未到能扳倒袁世凯的时候，便很见机地说：“论到才具，袁世凯自然是好的，有几桩差使也少不了他！合无请旨慰留，或者酌情开去几项差使？”
“要慰留，就一项差使都不必开。”慈禧太后说，“我并没成见，只觉得‘疑人莫用，用人莫疑’这句话，一点不错。如果酌量开去几项差使，就有疑人的意思在内，大可不必！”
“是！”瞿鸿玑很勉强地答应着。
“皇帝有什么话？”
皇帝能有什么话？照例答一句：“一切请皇太后作主。”
于是决定慰留。由军机章京拟旨：“袁世凯所奏开去兼差一折，现在时事艰难，正资整顿，该督公忠夙著，仍着统筹兼顾，妥为经理，以副委任。所请应毋庸议。”
“达拉密”拟的旨稿，照例“呈堂”核定，瞿鸿玑将最后一句改为“毋庸固辞”。原来“所请应毋庸议”是表示辞差之事，根本不必谈起，此时一改，意思颇不相同，“固”辞之“固”，意味着辞已不错，只是一时尚无替手，不能不暂维现状。这些语气上的吞吐出入，在早年的慈禧太后是很讲究的，如今正如瞿鸿玑说袁世凯的，“精力照顾不到，难免疏忽”，竟未看出仍有“疑人”的意思在内。
邸抄刚发，袁世凯在天津就接到了电报，慰留在意中，最后那句话却大出意外，不免错愕。
及至打听到这句话出于瞿鸿玑所改，袁世凯想到“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这句成语，知道自己跟此人势不两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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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宪政五大臣是十二月中旬到日本的。初适异国，目迷五色，看不出什么地方是实施宪政的功效，又从何考察起？
唯一的例外，是补绍英的缺的李盛铎，他做过驻日公使，此番旧地重游，一切都还不太陌生，而也唯有他稍知宪政是怎么回事。心想，此事头绪纷繁，如果不先提纲挈领，拣要紧之处下手，只怕漫游全球，三、五年也考察不完。必得找个人来参赞一番，先定个考察的章程出来才好。
“参赞”现成，五大臣带的随员很多，首席参赞名叫熊希龄，湖南凤凰人氏，与南通状元张謇一榜的翰林。戊戌政变时因为有新党的嫌疑，“交地方官严加管束”，那知湖南巡抚赵尔巽倒颇欣赏他的才气，几次奏保，已当到了候补道。这次随五大员出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