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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内乱频仍,时世不靖,道路修阻,达赖及班禅入觐之事,久已停止,如今复举,正见得盛世将临,所以很热中于这件事。

    可是李莲英却屡次谏阻,他的理由是谁都想不到的,说是故老相传,皇帝与达赖同城,必有一方不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你是说,皇帝有病,怕达赖来了,会有冲克?”

    “是!”李莲英直答说:“不然何必降旨各省荐医生?”

    慈禧太后默然。从回銮以后,她就渐渐发觉,李莲英很卫护皇帝,现在听他这话,更是效忠皇帝的明证。不过,她也知道,李莲英跟荣禄一样,不管怎么样,是不会背叛她的,别人拥戴皇帝就会结了党来反对她,而李莲英决不会!而细细一想,他亦没有错,皇帝的病,若能痊愈,自己仍旧是太后,倘或不起,且莫说立了幼主又得有好几年的辛苦操劳,而且太皇太后毕竟隔着一层,大权多少要分给皇后,总不如全握在自己手里来得好。

    于是她说:“你是那里听来的怪话!皇上还能让个喇嘛克死?若说有个人不利,也必是不利于达赖。”

    李莲英适可而止,不再往下说了。慈禧太后却想起一件事,达赖早就到了山西,驻锡五台山,六月初将由山西巡抚,一指派妥人,护送来京。至今两月,何以未到?

    第二天问起军机,此事归世续主持,便由他答奏:“六七月里天热,带来的贡品又多,一路调拨夫马,种种不便,所以等到凉秋入觐。”

    “现在不是秋凉了吗?”

    “是!也快动身了!好在山西离京不远,只要一动身就快了。”

    他没有说真话。真相是达赖不愿入觐了!因为他对陛见的礼制有意见。照礼藩部的拟议,达赖见了皇帝,跟任何臣工一样,必须磕头,而达赖自视甚高,以“国师”自居,不愿向皇帝行跪拜大礼,故而迟迟其行。

    如今慈禧太后催问,而万寿又快到了,世续不能不找礼藩部想法子搬弄达赖进京。当下决定,好歹骗他到了京里再说,因而由军机处密电山西巡抚,敦劝达赖起程,礼制上总好商量。

    达赖被劝动了,决定一过中秋就动身。那知又横生波折,“西藏番僧,联名呈诉赵尔丰枉杀多命,毁寺掠财。”番僧就是喇嘛,达赖得知此事,自然又观望了。

    原来西藏的政教纠纷,颇为复杂。当黄教始祖宗喀巴在明朝永乐十七年圆寂时,遗命以达赖、班禅二大弟子,世世化身转世,互为师弟,宏扬大乘教义,并以达赖主前藏,驻拉萨,班禅主后藏,驻扎什伦布。转世到今,达赖是第十三辈,班禅是第九辈。

    这十三辈达赖,法名阿旺罗布藏塔布克勒嘉穆错,出生于光绪二年五月,由第八辈班禅为他披剃授戒。到了光绪八年,第八辈班禅圆寂,下一年转世现身,即为第九辈班禅,法名洛桑曲金,当然成为达赖的弟子。

    其时英国垂涎西藏已久,光绪十三年驱使印度侵入藏边,发生战争,藏军伤亡七百余人。第二年又打了一仗,藏军一万余人,溃不成军。因此,达赖恨极了英国,而俄国正好趁虚而入,所派的一个间谍名叫道吉甬,做过达赖的老师。自甲午战后,西藏是联俄派的天下,英国的势力处处受到压制。不想日俄战争爆发,俄国无暇远顾,英军得以卷土重来,在光绪三十年七月间,借故侵入拉萨。达赖大惊,将印信交给了前藏三大寺之一噶尔丹寺的噶布伦——前藏总揽立法行政大权官员的称呼,额定三僧一俗共四名,仓皇往北而逃。

    当时的驻藏大臣有泰,很讨厌达赖的嚣张跋扈,便上了一道奏折,数他平时的不是以外指责他事危潜逃无踪,请朝廷“褫革达赖喇嘛名号”,以班禅代摄。

    这一下,达赖对班禅便是旧恨加上新仇了。旧恨是在两年以前,班禅到拉萨朝拜达赖,随从疏忽,击鼓而过布达拉宫,达赖以为布鼓师门是大不敬,罚他藏银三十称。师弟之间,就此有了嫌隙,加以英国人从中煽动,彼此仇怨日深。

    不过,这一次班禅却很顾师门的义气,具奏力辞,无奈除他以外,别无人可以权摄达赖的位号,亦就只好勉为其难。

    至于达赖,最初是逃到库伦,意在投俄。只是蒙古的喇嘛领袖,法号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极受爱戴,而达赖跟他不能和睦相处,便难以存身了。库伦办事大臣深感为难,奏闻朝廷,下诏西宁办事大臣迎护至西宁。

    西宁在青海,是宗喀巴的降生之地,最大的一座寺名为塔尔寺,达赖到了西宁,自然卓锡在此。但就象在库伦那样,达赖与居停不和,积渐而至于势同水火。

    原来蒙古青海,除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外,另有勒封的八大呼图克图,以章嘉呼图克图为首,位居第四的名为阿嘉呼图克图,主持塔尔寺。达赖寄人篱下而犹颐指气使,阿嘉呼图克图自然不服。

    于是陕甘总督升允上奏,说达赖性情贪吝,久驻思归,请示应否准其回藏?朝廷因为英军侵藏以后,强迫噶尔丹寺的噶布伦订立丧权失地的条约,正派唐绍仪在印度与英国代表交涉改订,此时自不宜放达赖回去,指示俟“藏事大定”再议。

    同时,将阿嘉呼图克图调回京里去管喇嘛。这样调停,本可勉强无事,不料又爆发了两活佛斗法的轩然大波。据说,达赖与阿嘉呼图克图积不相容,彼此都想用法术制对方于死命。

    此本是红教所盛行的邪道,但黄教的喇嘛,亦偶一为之,当然,有无效验不得而知。巧的是,达赖这一次行法,似乎真的有效,年未五十的阿嘉呼图克图,一场小病,竟然不治。塔尔寺的喇嘛知道两人有斗法之事,认定阿嘉呼图克图死于达赖之手,多方搜寻,找到了埋在泥土中的土偶等物,自是达赖用来咒魇阿嘉呼图克图的铁证。因而群情愤慨,一直闹到驻藏办事大臣那里。

    派人询问达赖,他承认土偶是他所埋,但否认是在跟阿嘉呼图克图斗法,指出依照黄教仪典,这是感谢大皇帝恩惠的一种仪式。查证经典,果如所言。于是斗法一事,成为无可究诘的悬疑,不过,达赖在西宁可是存身不住了。当时的理藩院便安排他入雁门关,移床山西五台山,一住已经三年。

    其时由于唐绍仪等人与英国不断的交涉,终于改订了条约,对原由西藏自己被迫订约所丧失的利权,挽回了许多,而赵尔巽的胞弟尔丰,受任川滇边务大臣,锐意经营康藏,改土归流,屯垦练兵,虽然不断遭遇阻力,但西藏的面目却在改变,使得达赖大为不安。一方面怕朝廷真个统治了西藏,一方面又怕班禅的地位势力凌驾而上,变成大权旁落。

    因此,他决定自请入觐。以为这一下占了班禅的先着,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在京也可以看看风色,相机活动,早遂重回拉萨之愿。

    不想好事多磨,磨得达赖意兴阑珊,如今又听赵尔丰在西藏有此诸般恶行,自然要看看再说。不久,朝命派成都将军马亮查办,初步处置总算公平的。复经山西巡抚力劝,毕竟还是启程了。

    一入直隶境界,朝廷特派大员赴保定迎接,这一下,地方官不能不特加尊礼,百姓亦就刮目相看,道路争传:“西藏活佛来了!看一眼都是福气!”于是所到之处,驻锡名刹,香花供养,警护森严,这在达赖却是颇足以为慰的事。

    一到京,就更气派了,京里的喇嘛很不少,也没有几个人瞻礼过达赖,此时欢欣鼓舞,脸上象飞了金似的,昼夜不断,聚集在他所安座的黄寺,王公亲贵,皆来致礼,更是少有的荣耀。每一出行,前呼后拥,身后追随着无数黄衣喇嘛,轰动九城,倾巷来观,使达赖更觉得权势之可贵可恋。

    但,令人不怡之事,很快地来了。理藩部负责为他们的堂官照料达赖的一个司官,名叫罗西木桑,是蒙古人,但在西藏多年,能言善道,只是有点不大懂交情,商谈觐见礼节时,毫不放松。

    “要我行跪拜礼办不到。”达赖一口拒绝。

    “这是按成例行事。”罗西木桑说:“决无不敬大师之意。”

    “成例不足凭!而且那是班禅自贬身分!”

    他说得这话,罗西木桑自然知道。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无论达赖或班禅见驾皆不行跪拜之礼,直到乾隆年间,有一次班禅在热河行宫觐见,自请依臣子之礼,从此就成了例规。

    “大师的话,窃所不喻。”罗西木桑答说:“达赖、班禅世为师弟,原为一体。再说两大师化身转世,所以今天弟子所见的大师,就是乾嘉以来的各位大师,何以从前可循例行事,而此刻不能?”

    这话驳得很厉害,达赖顾而言他的说:“你提起乾隆年间的话,我倒要问你,乾隆御制《喇嘛说》你读过没有?”

    “在理藩供职,自然读过。”

    “那么,你倒说,高宗怎么解释喇嘛?”

    罗西木桑想了一下,朗然念道:“予细思其义,盖西番话谓‘上’曰‘喇’,谓‘无’曰‘嘛’,‘喇嘛’者谓‘无上……。’”

    “慢着!”达赖截断他的话说,“既谓之‘无上’,岂能屈膝于人?”

    “御制的文章中还有句话,”罗西木桑从容地说:“‘即汉话称僧为上人之意。’无上是如此讲法,请大师不可误解!’

    不但话不投机,而且措词不甚客气了,随行的噶布伦赶紧扯开,“改天再议吧!”他说,“好在为时尚早。”

    礼制未定即不能觐见。其实,就定了也还得等待,因为两宫违和,除军机及必须召见的大臣以外,一切仪制上繁文缛节,以及必得有精神来应付的朝觐,概行停止。

    一○二

    皇帝过去只是体力不充,疲惫得无法支持,九月初八那天跟军机见面时,竟至垂首御案了。

    这大概是从清朝开国以来,君臣晤对之际从未有过的事。在短暂的沉默之后,慈禧太后说道:“皇帝病得久了,越来越重,你们看可有名医,不妨保荐。”

    于是庆王奕劻回奏:“奴才六十九岁那年大病,是袁世凯保荐西医屈庭桂来看好的。”

    “喔!”慈禧太后问道:“这个人怎么样?”

    这当然应该由袁世凯答复:“屈庭桂在北洋多年,历任医官、院长,臣全家都请他看病。以前北洋大臣李鸿章有病,也是请他看。”

    “你们知道这个姓屈的吗?”慈禧太后问其余四个军机。

    醇王载沣不知其人,未曾说话;鹿传霖重听愈甚,根本不知问的什么;张之洞与世续的答复是一样的,本人并未请教过屈庭桂,只知家人患病,曾请他诊视。

    “中西医是一样的,只要治得好病就得了。”慈禧太后作了决定:“既然大家保荐这个姓屈的,可以请他来看看。”

    “是!”奕劻答说:“请皇太后定日子,那一天请脉。”

    慈禧太后算了一下答说:“十三或者十四吧!”

    当天中午,袁世凯的侍从医官,也是屈庭桂的学生王仲芹,便用电话将此消息,密告老师。屈庭桂大吃一惊,想起他家乡广东有一句俗语:“有抄家,无诰封。”正想托词辞谢,直隶总督杨士骧派材官持着名片来请了。

    屈庭桂兼长北洋卫生局,长官有命,不敢不赴,杨士骧一见他便说:“连着接到庆王、袁宫保的电话,请你赶紧进京。”

    “请示大人,是不是进宫看病?”

    “原来你已知道了。”杨士骧笑道:“你赶紧去吧!这下成了御医,将来请教你的人更多了。”

    “大人……。”

    屈庭桂刚哭丧着脸喊得一声,杨士骧便挥手打断了他的话,“你怕什么?”他说:“你替庆王看好过一场大病,他还能害你吗?”

    听得这话,屈庭桂方始释然,第二天摒挡进京,一下了火车便去见奕劻。

    “你是军机大臣共同保荐,不能不去,你只要用心诊治,保你无事。”奕劻又说:“皇上的病,到底有没有危险,你看了之后先老实跟我说,我好密奏太后。”

    “是!”屈庭桂答说:“不过回王爷的话,西医看病,跟中医不同。象明朝那样,隔着帐子替后妃看病,手腕子上吊根红丝线,说是凭这样子就可以诊脉,西医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奕劻笑了,“我请你看过,我知道你们西医的规矩,我先跟太后回一回。”他又说:“不过,有些话,你最好别当着太后说。”

    “我知道,不能当着太后说,说皇上肝里有病。”

    “对了,不过我告诉你,你可不能说皇上肾亏。”

    “西医并无这个说法。”

    “那就行了,你找个人问一问见太后、皇上的礼节,等着十三请脉吧!”

    ※    ※ ※

    请脉的日期决定在九月十四,屈庭桂前一天住在海淀,天色微明,便由颐和园的东角门到仁寿殿前待命,一直到九点钟才蒙召见。因为这天军机例行见面,商议邮传部所奏筹款赎回京汉铁路的办法。此是袁世凯入军机后,最得意的一件事。京汉铁路纵贯南北,但经营权握在比利时手里,因为此路是盛宣怀经手借比款所造。借款的回佣甚厚,而借款的条件甚苛,第一是行车管理权归比国公司,第二是母年利润比国公司可分两成。且不论利权大大的外溢,倘或外交、军事上有变化,这条通南达北的铁路不能自主,即等于命脉为人所制。所以自梁士诒出长邮传部铁路总局后,即以筹款赎京汉铁路为念兹在兹的第一件大事。袁世凯当然力赞其成,筹划经年,已经成功。

    筹款的办法一共三项,招募公债、筹借外债、提集存款。外债已经借到,总数五百英镑,名为“振兴实业借款”,由英国汇丰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各承贷一半。这天要谈的是筹办赎路公债一千万银圆。慈禧太后对何为公债,不甚明了,奕劻及袁世凯便须细作解释,因而耽误了请脉的时间。

    进得殿去,在东暖阁照规矩行了礼,背过履历,坐在侧面的慈禧太后问道:“听说西医看病的规矩,跟中医不同。倒是怎么个不同啊?”

    “按西医的规矩,要请皇上宽一宽衣服,露出胸背,一面听,一面看。”

    慈禧太后想了一下,点点头说:“也可以。”

    于是太监上前,将坐在正面御榻上的皇帝扶了起来,先卸长袍,次卸夹袄,然后将小褂子撩到胸口以上,露出肋骨根根可见的上身。

    这时屈庭桂已经取火酒棉花擦过手,将听诊器挂在胸前,动手诊视。一面听,一面问:“皇上自己觉得那里不舒服?”“头痛、发烧、背脊骨疼、胃口不好。”皇帝问道:“屈庭桂,你看我这病该怎么治?”

    “等臣细看了再回奏。”

    屈庭桂收起听筒,并左手食中两指,按在皇帝的肋骨上,再用右手食中两指,“笃笃笃”地轻叩。慈禧太后大惑不解,向侍立在旁的奕劻问道:“这是干什么?”

    奕劻亦不明了,答说:“让屈庭桂跟皇太后回奏。”

    屈庭桂已听见这话。他心里在想,听声音皇帝的肺不好,怕是有病,肺如有病,中医名为“痨病”,一提起都会变色。

    这话说不得!

    因此等叩击完了,他向慈禧太后说:“刚才是测听皇上的体质好不好。”

    “喔,”慈禧太后问:“是看皇上的筋骨硬不硬?”

    这一问,在屈庭桂有匪夷所思之感,只好硬着头皮回答说:“是!”

    “行了吧?”奕劻紧接问屈庭桂:“行了皇上好穿衣服。”

    “是的,行了。”

    “什么病?”皇上一面让太监替他穿衣,一面问。

    这话很难回答。照屈庭桂看,毛病甚多,腰子显然有病,肺亦可疑,但决非不治之症。想了一下答说:“还是虚弱的缘故。”

    “那么该怎么治呢?”

    “得一步一步来,臣先把皇上头痛,脊骨痛这两样毛病治好,同时要给皇上服开胃的药。”

    皇帝大为点头,“你说得对!”他说:“把这两样病治好,我的精神就会好得多。”

    “是!”屈庭桂说:“臣想请皇上赏一小瓶尿。”

    听得这话,慈禧太后、奕劻跟太监们都差点笑出来,屈庭桂亦自觉失言,大为窘迫,赶紧又作解释:“臣要取回皇上的尿液,回去化验,更能查出病症。”

    “要验什么?”皇帝问说。

    “打尿液验出来,腰子有没有病。”

    “喔!”皇帝点点头:“可以!”

    于是屈庭桂磕头退出,在仁寿殿后面,太监起坐的板屋中开方子。这下又成了难题。因为西医的药方,没有脉案,药名皆用洋文。既无法抄呈两宫,也不能存在内奏事处,供王公大臣阅看。最后由内务府大臣奎俊去请示慈禧太后,奉到懿旨:不必看,也不必发下去,交敬事房存档。这才算解消了难题。

    开好药方,屈庭桂说:“这张方子可以拿到外国医院或者西药房去配。有内服的,有外敷的,药剂师自会注明白。”

    “屈大夫,”奎俊说道:“都是洋字,怕他们弄不清楚,药配错了不好,何不你自己一手经理?”

    “这,”屈庭桂也读过一些史书,懔于明朝末年“红丸”的故事,大起戒心,老实答说:“医药都出于我一个人,这个责任太大,实在负不起。至于配错药的事,极少极少,而况是皇上的药,谁敢大意?”

    “说得也是!”奎俊又说:“皇上刚才面谕:明天还得请脉。

    请你再等等,只怕还有别的话。”

    屈庭桂答应着,静静地等待,不久奎俊带着太监来颁赏:四盒克食、两百两银子,另外还带来一瓶皇帝的尿液。屈庭桂跪着接了,随即出园回城。

    他是住在北洋公所,刚下车还未休息,庆王奕劻已着人来请。于是原车到得王府,只见袁世凯也在座。

    “永秋,”奕劻喊着他的别号问:“你看皇上的病怎么样?”

    “是!”屈庭桂答道:“皇上的病,叫做精神衰弱症。得这个病的人,多半头痛、晕眩、失眠、忧郁、记性不好、食欲不振;这跟皇上的病症,完全相符。”

    “那么该怎么治呢?”奕劻问说。

    “回王爷的话,这个病不是吃药吃得好的。”

    “喔!”奕劻一惊,“莫非,莫非是不治之症?”

    “不是!不是!”屈庭桂赶紧否认:“决非不治之症。治这个病,最要紧的是静养,若能换个病人喜欢的地方去住,更好。”

    “为什么呢?”袁世凯很注意的问。

    “因为得这个病的人,先天体质固有关系,最主要的原因是,精神过劳,种种不如意,一天难得有件高兴的事,久而久之,对原来住的地方厌了,也怕了。如果换个地方,耳目一新,原来的种种厌烦,一起摆脱,精神自然就好了。这有个名目,叫做‘易地疗养’。在外国常有这类病人,到空气新鲜风景好的地方,去住那么两三个月,回来就会象换了个人似的。”

    袁世凯与奕劻面面相觑,好久开不得口,屈庭桂也觉悟了,这在平常小康人家不难办到的事,在皇帝决无可能。

    “永秋,”奕劻脸色严肃地说:“你刚才的话,可不能跟另外人去说,两宫面前,更宜小心!”

    “是!”屈庭桂重重地答应。

    “除了什么‘易地疗养’以外,还有什么治法?”

    “总以精神安静为主。最好每天能用冷水摩擦,按摩亦有用处。当然,饮食也是要紧的。不过,这得验了尿再说。”

    “这是怎么个讲究?”

    “怕腰子有病,有些东西不能吃。”屈庭桂想起来了,“今天进宫听太监私下在谈,皇帝有遗泄的毛病。”

    “是的。不但有,而且很重。”奕劻答说:“皇上自小就怕突如其来的响声,譬如打雷,或者一个铜子掉在地上,都能吓得脸色发白。如今只要听见这样的声音,就会遗泄,更听不得大锣大鼓。”

    “这可不好!”屈庭桂说:“神经衰弱的征候很深了!最好,最好……。”他说不下去了。

    他不说,奕劻与袁世凯也能猜想得到,最好避免听见那种声音。但又何能避免?慈禧太后爱听戏,对于大锣大鼓,侍座的皇帝能充耳不闻吗?

    ※    ※ ※

    情形很清楚了。那怕宫闱事秘,只要势力达得到,工夫下得深,还是可以直抉底蕴。都以为慈禧太后的河鱼之疾是小病,皇帝几已病入膏肓,而揭底来看,适得其反。

    “太后到底七十多了!年纪不饶人。”袁世凯说:“我亲自问过好几位替太后请过脉的御医,都要我逼得紧了,才肯说实话。别看太后精神很健旺的,痢疾不好,是一大患。再说,她也不是真的健旺,只是硬撑着,要让大家都这么想:宫中倘或出大事,必是龙驭上宾,不是驾返瑶池。”

    坐在袁世凯对面的杨士琦与赵秉钧对看了一眼,都不作声,静听袁世凯再说下去。

    “太后如果撑不住,一倒下来就完了,皇上呢,却有得磨。屈永秋说什么‘易地疗养’,颐和园如果只有皇上一个人,不,如果没有太后,不必每天请安,战战兢兢地不知会出什么岔子,如果不必天天侍膳,或者常常陪着看戏,让大锣大鼓震得心惊肉跳,那不就等于易地疗养?”

    “情形很清楚了!”杨士琦说:“母子之间,已成势不两立之局。”

    “话是这么说,似乎也有分别,”赵秉钧垂着眼在剥指甲,神态悠闲之极,“皇上的病固非太后驾崩不能好,可是皇上不在了,太后亦未见得有多大好处。”

    “你是说,太后成了太皇太后,究竟隔一层了?”杨士琦说:“我看不尽然,宣仁太后不就是太皇太后吗?”

    他是说的北宋的故事。神宗弃天下,哲宗继立,宣仁太后虽成了太皇太后,依旧临时听政,起用“元祐正人”,扶植善类,成一代美治。这些典故,小厮出身没有读过多少书的赵秉钧不甚了了。不过意思是听得出来的,杨士琦是说,慈禧太后即使成了太皇太后,仍能掌握大权。

    “太后也不是想抓权,只是不敢不抓而已,她怕大权落在皇上手里。只要不是皇上,谁都可以掌权,她也落得逍遥自在。”

    听得这话,袁世凯与杨士琦若有所思地好半晌不开口,赵秉钧却要等袁世凯有了表示,才肯往下说,因而形成僵持。都觉得自鸣钟的“滴答”之声,何以是这样的响?

    终于还是袁世凯发话:“你是从那里看出来的,太后并不想抓权?”

    “从李莲英、崔玉贵的消长去看!”赵秉钧说:“太后是在培植皇后做太后了!”

    “这话有味!”杨士琦矍然而起:“谈到要害上头来了!我们从头数起。”

    “何谓从头数起?”袁世凯问。

    “数数看,那些人具九五之相?”

    “不用数,事情明摆在那里,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伦贝子,一个是醇王的长子溥仪。”

    袁世凯与杨士琦想了一下,都同意他的看法。兄终弟及如当今皇帝继穆宗之位的情事,决不会再有。如果皇帝宾天,必是在溥字辈中选人为穆字继嗣,兼祧大行皇帝。倘以为国赖长君,则唯有立宣宗一支的长房长孙,现掌资政院的贝子溥伦,才不会引起争议,而以亲疏远近而论,则醇王的长子,为大行皇帝的胞侄,自然最有继嗣的资格。

    “伦贝子怕没有希望。”袁世凯说:“太后就不想抓权,又岂能将大权交给疏宗的伦贝子。”

    “诚然!”杨士琦深深点头。

    “此所以太后在培植皇后做太后!”赵秉钧紧接着说:“那时的情形,就跟三十年前,太后抚养今上一样。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太后一定会把当初如何失策,说给皇后听。就怕皇后没有太后的才干。”

    “要她有才干做什么!”袁世凯沉吟着,思量怎么能安一个人在皇后身边,以为将来间接操纵的工具。

    “你自号智庵,我倒要考考你!”杨士琦突如其来地说。

    赵秉钧却微吃一惊,转脸望去,发觉他的表情很奇怪,似乎有句很要紧的话想出口而又有所顾忌似的。

    “请出题啊!”赵秉钧开口催问。

    “你说,皮硝李是何等样人?”

    赵秉钧知道这不是他原来要问的话,更无须多想,信口答说:“第一等聪明人。”

    “不错!可是这一阵子他做的事,似乎很傻。”

    “是指他反对达赖进京,公然表示卫护皇上?”

    “是啊!你说那是为什么?”

    “八个字:急流勇退,明哲保身。”赵秉钧忽然转眼看看袁世凯,“崔玉贵让我给宫保问好!”

    “喔,”袁世凯问:“你什么时候遇着他的?”

    “昨天。”赵秉钧说:“为小德张新买一所宅子,有了纠葛,崔玉贵来托我料理,已经替他弄好了。”

    “小德张!”袁世凯很注意地问:“此人怎么样?”

    “才具不如安得海,见识不如李莲英,可是将来会得宠。”

    “何以呢?”

    “我想,大概皇后从没有一个亲信太监的缘故。”

    “这又是怎么说?”

    “皇后无权无势,也不是怎么能体恤下人的人,谁愿意当她的亲信?好处没有,坏处多得很。”赵秉钧慢条斯理地说:“第一,会得罪李莲英、崔玉贵;第二,到处吃不开,可又不能不去争,争不到会挨皇后的骂,何苦?如今情形不同了,皇后的话慢慢有人听了,自然就有小德张这样的人,肯替皇后卖命。”

    “好!”袁世凯说:“小德张是崔玉贵弄进宫去的,自然听崔玉贵的话,这条路子交给你了。不过,李莲英那面,也不能随便放弃。”

    “对了!”赵秉钧被提醒了,“杏丞刚才的话,还没有着落,你以为我的看法如何?”

    “急流勇退,明哲保身,自然不错,不过太泛了!我在想皮硝李也不是什么气量宽宏的人,就能毫不在乎地瞧着崔玉贵爬到他头上来?他这样子故意给太后唱反调,必有一种重大的作用在内。”杨士琦转脸问说:“宫保,我说得可有点儿道理?”

    “确是有道理,只想不透他是什么重大的作用?杏丞,你说呢?”

    “以我说,他是为了躲一件大事!”

    “大事?”

    “是的,大事!”

    “我明白了!”赵秉钧一反悠闲的神态,脸色严肃,并且带着恐惧,“确是件大事!”

    在他们这样神秘、深沉而慄惧的神态之下,袁世凯蓦地里领悟了,内心大震,脸色冻变,觉得需要好好想一想。

    杨士琦与赵秉钧亦是如此。因为他们发现,原来只有一个人心里的猜疑,甚至只是一个妄诞的念头,而此刻却变成彼此在商议,至少是研究,那件“大事”究竟可行与否了!

    袁世凯很快地恢复了常态。也就是内心接受了杨士琦的想法,“杏丞说从头细数,我看要从两宫孰先孰后数起。”他说:“倘或子在母亡,会是怎么个局面?”

    杨、赵两人是一样的想法,如果慈禧太后驾崩,皇帝健在,首当其冲的便是袁世凯。皇帝不论在瀛台、在颐和园、在西安行宫,只要觉得幽居无聊,就会拿纸画个乌龟,写上袁世凯的名字,然后把它剪得粉碎,或者将纸乌龟贴在墙上,用小太监所制的竹弓竹箭发射,不中鹄不止。

    当然,皇帝一朝收回大权,能不能杀得掉袁世凯,自是一大疑问,但不论如何,他之倒楣是倒定了,这话要直说亦未尝不可,不过措词不能不讲究。

    “那是件不堪想象的事!”杨士琦说。

    “不是不堪想象,”赵秉钧紧接着说:“是不敢想象。”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敢想象!上头要有什么大举措,总也得先经军机,才能成为事实。”

    “不能先换军机吗?”杨士琦冷冷地说。

    “对!”袁世凯很快地接口:“咱们就是研究这一点,到那时候,军机上留下的会是谁,新进的又是谁?”

    “醇王当然会留下。”

    “肃王一定会进军机,”赵秉钧接着杨士琦的话说:“保不定还是领班。”

    “那你的意思是,老庆一定不会留下罗!”

    “是的。如果老庆留下,肃王的资格迈不过他去。”

    “我当然要回洹上养老去了!”袁世凯的语气近乎自嘲:“我担心的是那一来朝局会有大翻覆。国事如此,何堪再生动乱?如果康梁得志,善化东山再起,西林卷土重来,只怕用不到三年,就会断送了爱新觉罗的天下!”

    “康梁不见得会得志。”赵秉钧说:“我听肃王谈论,说皇上这几年跟戊戌以前,大不相同了,到底经过这一场大乱,逃过那一次难,长了许多见识,不会轻举妄动,再说锐气也消了许多。不过善化复起,却是一定的!”

    “然则西林重来,亦为时所必然。那一来,”杨士琦说:“一定翻戊戌政变这一案。北宋绍圣,明末崇祯年间的往事,必见于今日。”

    他所说的典故,赵秉钧听不懂,袁世凯却很了解,点点头:“此语甚确!我们须早为之计。”

    “定计先要定宗旨。”杨士琦说:“是预先疏通呢,还是不容此翻覆出现?”

    袁世凯起身蹀躞,沉吟不答。想了好一会,突然站在赵秉钧面前问道:“你说李莲英想躲开那件‘大事’,是你的猜想呢,还是听到了什么?”

    “也不算是猜想,是细心琢磨出来的。”

    “你知道不知道当年慈安太后暴崩的事?”

    “知道!我就是从那件事上悟出来的。”

    袁世凯点点头,“你琢磨得不错!不过,这件‘大事’李莲英不干,自然会有人干!”他看看他们两人问:“是吗?”

    “此所以小德张格外值得重视。”杨士琦说:“眼前倒是肃王的一举一动,更宜注意。”

    “这何消说得?”赵秉钧答道:“在眼前来说,我还能制他,倘或他再往上爬,我可就无能为力了。”

    “当然不能让他再往上爬,如果他能往上爬,大事就不可为了。”杨士琦说。

    这等于有了一个结论,也就是定了“宗旨”,如杨士琦所说的,必不容朝局有大翻覆的情形出现。

    ※    ※ ※

    在宫中,戊戌政变以后一度在私下流传得很盛的一句话:

    “换皇上”,如今又有人在悄悄谈论了。

    不过,同样的一句话,前后的意思不一样。那时说“换皇上”就是换皇上,现在说“换皇上”,是意味着大权会有移转。

    皇帝驾崩,另立新主,固然是“换皇上”,但也可能是“老佛爷”归西,大权复入皇帝之手,那就成了真正的“换皇上”。皇帝不再有名无实,犹如脱胎换骨,再世为人了!

    有那知文墨,能够在内奏事处、养心殿等处当差的太监,这一阵子常常为同事讲改朝换代的故事,“只要一换了皇上,总归有人要倒大霉!”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倒霉的是谁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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