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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时候,有苏拉来报,说岑春煊已经到京,在宫门请安了,奕劻大吃一惊:“怎么会呢?”他说:“尚未奉旨,那能擅自进京?”

    “王爷,如果奉了旨,他就进不了京了!”由瞿鸿玑援引,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的林绍年,冷冷地点了一句。

    这原是早就商量好的,岑春煊当发电之时,人已经在京汉铁路上了,坐的是路局特开的专车,过站不停,疾驰入都。宫门请安,递上牌子,慈禧太后虽觉意外,却也高兴,立即就在寿宫“叫起”了。

    等一身行装、满脸风尘的岑春煊行了礼,慈禧太后问道:

    “你怎么说也不说一声,就来了呢?”

    “臣已有电奏,请顺道入觐,不过臣不等电复,就上了京汉路的火车。因为,庆亲王必不准臣进京,只好权宜行之。请皇太后、皇上降罪!”

    慈禧太后不提降罪的话,只说:“庆亲王不至于如此吧?”

    “如果庆亲王不是有意排挤,当初拟旨就不会加一句‘毋庸来京请训’。臣受恩深重,奉旨以后,心里在想,巴蜀道远,此后觐见很难,如果不是趁此时进京,造膝详陈种种急迫的情形,机会一失,追悔无穷。因此情愿获罪,亦要进京,才不负皇太后、皇上的栽培期望。”

    “你来了也好!外面的情形,我跟皇帝也很想知道,想来你一定会说实话。”慈禧太后问道:“你这几年身子倒还好?”

    “臣在两广四年,督办广西军务,当时五匪横行……。”

    “慢着,”慈禧太后问道:“你说什么‘胡匪’,广西也有红胡子吗?”

    “是‘五福寿为先’的五。”岑春煊解释五匪,“广西之乱,由于武官侵吞军饷,兵既无饷,只好通匪行劫。地方官抓到抢犯,士绅又来出面保释,形同包庇。这样善恶好歹不分,老百姓亦变成土匪了!所以广西有官匪、绅匪、兵匪、民匪,连土匪共是五匪。臣在这五匪世界当中,心力交瘁,得了个下血的症候。从去年九月到上海就医,如今是好得多了,不过,精神已大不如前。四川号称难治,臣怕照顾不到,有负皇太后、皇上特达之知,死有余辜。为此仰恳天恩,准臣开缺养病,等贱体复原,自当再效犬马之劳。”

    “一时也谈不到开缺的话。不过,这几年,我也知道你很辛苦。”慈禧太后紧接着说:“你先在京里休息些时候再说。今天你初到,想来也辛苦了,明天再递牌子吧!”

    岑春煊跪安退出,借住广西会馆。然后命车拜客,所会的大多是同乡京官,军机大臣一个不拜,只写了封信向瞿鸿玑致意而已。

    这一下奕劻大为紧张。因为他早就听说,瞿鸿玑最近常找他的一批能言事的门生聚会。先以为只是联络感情,如今看来,怕是为了配合岑春煊突出不意的这一举,有所动作。因此,从宁寿宫到督察院,派出好些人去打听消息,思量着如何得能先发制人,让岑春煊有所顾忌。

    岑春煊为人处事,一向毫无顾忌,而况此来是抱着“清君侧”的雄心壮志,所以在第二次召见时,便对奕劻展开攻击了。

    话是从时局日非谈起来的,岑春煊说:“近年亲贵弄权,贿赂公行,中外效尤,纪纲扫地,都由于庆亲王贪庸误国,引用非人。倘或不能力图刷新,重整纪纲,臣恐人心离散之日,虽想勉强维持,只怕亦难挽回了。”

    骂奕劻,在慈禧太后倒不以为忤,只是“人心离散”这句话,觉得非常刺耳。她以为改行官制为立宪的初步,已大大的顺应民意,何来“人心离散”之说?因而正色问道:“何至于‘人心离散’呢?你有什么证据?详细回奏!”

    “天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假如这里有两座御案,一好一坏,皇太后是要好的,还是坏的?”

    “那还用说,当然是好的。”

    “这就是人的心理。”岑春煊说:“当今政治改良,固然可以收揽人心,无奈改良是假的。”

    这句话又惹慈禧太后生气了,大声问道:“改良还有假的,这是怎么说?”

    “皇太后自然是真心想改良政治,不过以臣观察,奉行之人,实有欺蒙朝廷,不能认真改良的确据。臣前在岔道行宫时,蒙皇太后垂询,此仇怎么才能报?臣回奏‘报仇必须人才’,培植人才,全在学校。以后蒙特简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足见皇太后是真心想培植人才。可是回銮至今,已经七年,学校课本,还没有审定齐全,其他就不必问了。”

    “这也不过是个偶尔的例子而已。”

    “臣再举个例。”岑春煊直挺挺地跪在那里,头仰得很高,是犯颜直谏的姿态。“前奉上谕,命各省办警察,练新军。诏旨一下疆臣无不踊跃从事,但办事先要筹款,今天加税捐,明天加厘金,搜刮不穷,百姓怨声载道。如今真的刷新政治,取之于公,用之于公,百姓还可以原谅一二,那知现在不但不能刷新,反较以前更加腐败,言之可叹!”

    “这话,”慈禧太后看他神态憨直,反倒和颜悦色地问:

    “你又有什么根据呢?”

    “臣无根据,不敢妄奏。从前卖官鬻缺,还是小的,现在内而侍郎,外而督抚,都可拿钱买到。丑声四播,政以贿成,所以臣说改良是假的。”说到这里,岑春煊突然问道:“皇太后可知道出洋的学生有多少?”

    “我听说到东洋的,已有七八千。”慈禧太后答说:“到西洋的,我不知道数目,想来已有好几千。”

    “是,以臣所闻,亦是如此。”岑春煊略停一下,一口气说下去,“古人以士为四民之首,因为士心所向,民心皆从。这些留学生出国已经好几年,等他们回国一看,政治这样腐败,一定会大声疾呼,主张改革,一唱百和,那就是人心离散之时。到此地步,臣……臣不敢想,不忍说了。”

    说到最后,大有哽噎的模样。慈禧太后听他说到留学生如此可畏,本已动容,再看到他这近乎声泪俱下的词色,不觉悲从中来,抽出白纺绸绣红花的手绢,不住擤鼻子。但皇帝的表情不同,非但并无哀戚之容,相反地显得相当兴奋,他那灰不灰、黄不黄的脸色,出现了难得一见的红晕。不过心中因为久未听得如此犀利的批评而感到痛快,所能现于形色的,亦仅此而已。

    “我好久没听到你的话了,想不到时政败坏到这个样子!”慈禧太后指着皇帝说:“你问皇上,现在召见臣工,不论大小,就是知县亦常召见,总是勉励大家,要激发天良,实心任事。

    万想不到,竟没有人会感动!”

    “大法才能小廉,庆亲王奕劻既贪且庸,身为元辅,已然如此,如何还能责备他人?”

    慈禧太后一愣,感觉中从未有人敢这样攻击一位亲王,所以一时竟无从置答,定定神才想起有一句该问:“你说庆王贪,有什么证据?”

    此一问在岑春煊意料之中,随即答说:“纳贿之事,唯恐不密,授受之间,双方都不肯落下凭证的。不过,臣记得在两广总督兼管粤海关任内,查得新简出使比国大臣周荣曜,本来是粤海关的书办,侵蚀洋药项下公款两百多万银子,奏参革职拿办。那时庆王正管外务部,周犯出使,就是他保的,这不是受了贿,是什么?”

    这重公案,慈禧太后是记得的,也想起李莲英为他辩解的话,随即说道:“奕劻人太老实,是上人的当。”

    “当国之人,何等重要?岂可以上人的当来作为辩解?”岑春煊简截了当地说:“此人不去,纪纲无从整顿。”

    慈禧太后想了一下,姑且问道:“懿亲之中,少不更事的居多,有什么人能接他的手,你倒不妨保荐。”

    这话颇出岑春煊意外,不过他也很机警,从来君臣召对,往往在一两句话上判荣辱。此是何等大事,万万不可孟浪!

    想停当了,便即答说:“军机大臣乃皇太后、皇上特简之员,臣何敢妄保?这次蒙皇太后、皇上垂询时政,是以披肝沥胆,不敢一毫隐瞒。”

    “我知道,我知道!”慈禧太后连连点头,“你的忠心,我是早就知道的。你还有什么话,尽管从实回奏。”

    见此光景,岑春煊心知时机成熟了,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臣自上海动身时,想到应奏的事极多,而牵涉庆王奕劻,关系重大,不得不进京面陈。如今虽蒙皇太后、皇上详细询问,还觉得未尽所怀,马上又要远赴四川,不知陛见何日。臣实不胜犬马恋主之情。”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四川路又远,来去又不便,怎么得想个法子,把你调在近处,我们君臣才常有见面的机会。”

    听得这一说,岑春煊连连碰头,“蒙皇太后、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臣粉身碎骨,难以报答。”他略略提高了声音说:“以臣私心,实在想留在京里,为皇太后、皇上做一条看家的恶狗。”

    如此自譬,真是近乎愚忠了!慈禧太后大为感动,“岑春煊,你的话说得太重了!”她说:“我们母子西巡的时候,如不是有你照料,那有今天?我常跟皇上说,总别忘了岑春煊!说实话,我久已拿你当亲人看待。近几年你在外面带兵剿匪,这都是别人办不了的事,所以我不能把你带进京来。我这个意思,你应该知道。”

    “是!”岑春煊答说:“臣岂不知受恩深重,内外无别?不过譬如种树,臣在外面,不过修剪枝叶,树的根本,是在政府。倘或根本上让人把土挖松了,枝叶再好,经不起大风一起,根本推翻,树都倒了,枝叶再好有何用处?臣想留在京里,就是想替皇太后、皇上在根本上下点工夫。”

    “你说得不错!”慈禧太后下了决心,“好在四川现在安静了,我亦希望你在京里办事。明天就有旨意,你先下去吧。”

    第二天果然有了上谕,以盛京将军赵尔巽为四川总督,岑春煊内调为邮传部尚书,原任尚书张百熙二月间出缺,由瞿鸿玑的安排,派林绍年署理,此时让出来亦是件顺理成章的事。奕劻大起戒心,但看岑春煊正红得发紫,料知反对不掉,反而很热烈地表示赞成,而且一回到军机处,立即派人持着他的名片,到广西会馆去报信道喜。

    可是岑春煊却不领这个情,谢恩的折子未上,先递牌子请见慈禧太后。只碰头,不称谢,开口说道:“本部侍郎朱宝奎,市井小人,只为善于钻营,才能承办沪宁铁路,勾结外人,吞没巨款,拿昧心钱贿赂军机处,才能当上邮传部侍郎。

    如果该员在部,臣实在羞与为伍。”

    慈禧太后大为诧异。她当然知道,岑春煊所说的“军机处”,其实只是指庆王奕劻,因为朱宝奎出于奕劻的保荐,同时也相信岑春煊所言不虚。朱宝奎能跻身卿贰,她亦听人说过。造沪宁铁路借的是英国的款子,先借三百二十五万镑,工程未半,经费花得光光,只好续借六十五万镑。借款的合约,比那一条铁路都来得苛刻。最吃亏的是,借款合约一成立,便须设立总管理处,委员共五名,中、英各二,但总工程师为当然委员,以二对三,中国变成少数,大权全落英国之手。此事由盛宣怀创议,亦由盛宣怀经手,而从中奔走牵线的就是朱宝奎,岑春煊说他“勾结外人,吞没巨款”,事原不假。

    “朱宝奎真有劣绩,当然应该革职。”慈禧太后问道:“总得有个罪状,才可以明白降旨!”

    “就说是参好了。”

    慈禧太后想一想答说:“好吧!就照你的意思。”

    有此承诺,岑春煊方始正式谢恩。等他回寓所不久,便有上谕:“据岑春煊面奏:邮传部左侍郎朱宝奎声名狼藉,操守平常。朱宝奎,着革职。”

    这一下震动了九城,无不诧为奇事。各部的尚书、侍郎同称“堂官”,并非长官与僚属。而岑春煊以未到任的堂官,竟能劾去已在职的堂官,真是闻所未闻的新闻。

    岑春煊当然得意极了!而大惊失色的当然是庆王奕劻。尤其使他难堪的是,同时还有一道上谕,派他管理陆军部,责成他整顿一切,而紧接着有一段话:“现在时事艰难,军机处综司庶政,所有各衙门事务,该王大臣皆应留心察核。嗣后内外各衙门务当认真办事,倘再因循敷衍,徇私偏执,定予一并严惩!”就连奕劻一起骂在里头了。

    这道上谕是瞿鸿玑主稿,轻描淡写的“一并”二字,等于一个信号,围剿奕劻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当夜便有人将早就拟好的一个奏折,重新修改缮正,第二天递了上去。

    此人叫赵启霖,字芷孙,湖南湘潭人,光绪十八年“刘可杀”一榜的进士,点了庶吉士,改为御史。由于同乡的关系,赵启霖跟瞿鸿玑很接近,是在门生之列。从回銮以后,出“钦命题”以及各种考试,常由瞿鸿玑主持,所以称他“老师”的人很多。

    这赵启霖平时侍坐,常见瞿鸿玑一提起奕劻的细大不捐,袁世凯的揽权跋扈,总是痛心疾首的模样,而提到岑春煊,则赞许他清刚质直,因而默喻于心。从段芝贵献美得官的新闻一传,他就决心以白简搏击,瞿鸿玑劝他稍安毋躁。及至岑春煊进京,看他竟有如此的声威,方始恍然,原来“老师”早有安排,而此刻是作桴鼓之应的时候了!

    御史的奏折,称为“封奏”,其实奏折无不固封,辗转递至内奏事处,用黄匣呈上御前,亲自拆阅以后,才发交军机处按规制处理。只是弹章特称“封奏”,关防格外严密,慈禧太后拿赵启霖的奏折,才看了两行,不觉精神一振,因为段芝贵的事,她隐约有所闻,老想问一问,却无人能知其详,这个奏折恰好能满足她的好奇心。

    于是,她亲手将灯移一移近,从头看起。

    “东三省改设督抚,原以根本重地,日就阽危,朝廷锐意整饬,特重封疆之寄,冀拱卫之功。不谓竟有乘机运动,夤缘亲贵,如署黑龙江巡抚段芝贵者!

    臣闻段芝贵人本猥贱,初在李经方处供使令之役;经在袁世凯府中听差,旋入武备学堂,为时未久,百计夤缘,不数年间由佐杂至道员,其人其才,本不为袁世凯所重,徒以善于迎合,无微不至,虽袁世凯亦不能不为所蒙。

    上年贝子载振往东三省,道过天津,段芝贵复夤缘充当随员,所以逢迎载振者,更无微不至,以一万二千金于天津大观园戏馆,买歌妓杨翠喜,献之载振,其事为路人所知。复从天津商会王竹林借十万金,以为庆亲王奕劻寿礼。人言藉藉,道路喧传,奕劻、载振等因为之蒙蔽朝廷,遂得署理黑龙江巡抚。不思时事艰难,日甚一日!我皇太后、皇上宵旰焦虑,时时冀转弱为强。天下臣民稍有人心者,孰不仰体深宫忧勤之意?在段芝贵以无功可纪,无才可录,并未曾引见之道员,专恃夤缘,躆跻巡抚,诚可谓无廉耻。

    在奕劻、载振父子,以亲贵之位,蒙倚畀之专,唯知广收赂遗,置时艰于不问,置大计于不顾,尤可谓无心肝。不思东三省为何等重要之地,为何等危迫之时,改设巡抚为何等关系之事!此而交通贿赂,欺罔朝廷,明目张胆,无复顾忌,真孔子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矣!’

    旬日以来,京师士大夫晤谈,未有不首先及段芝贵而交口鄙之者!若任其滥绾疆符,诚恐增大局之阽危,贻外人之讪笑。臣谬居言官职,缄默实有所不安,谨据实纠参,应如何惩处,以肃纲纪之处,伏候圣裁。”

    原来有这样的内幕!慈禧太后想起岑春煊前几天对奕劻的攻击,毫不迟疑他用朱笔评了两个字:“彻查”!同时将原折从“以一万二千金”至“以为庆王奕劻寿礼”这一段文字旁边,密密加点,表示彻查者何事。

    这是头一天晚上看的奏折,第二天凌晨由执班军机章京向内奏事处领去,名为“早事”,向例由领班大臣先看。但瞿鸿玑久在军机处“当家”,可以不顾此例,看到赵启霖这个折子,微微一笑,声色不动地静等庆王奕劻到来。

    其实庆王奕劻已得信息,是由李莲英传来的。慈禧太后这天起身,神色颇为不愉,李莲英从她口风中得知其事,悄悄告诉了大格格——荣寿公主。她跟李莲英对慈禧太后的看法,与众不同,他们从未期望慈禧太后会成为“女中尧舜”的宋朝宣仁太后,可也不在乎她是不是女皇帝武则天,他们只把她看成当了几十年的家,至今仍非她才能约束一大家子人的一位老太太,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辛苦了一辈子,至今年过七十,犹须事事操心,那还不该让她过几年舒服日子?

    因此,大格格与李莲英在宫中上下联络,务求安静,尤其不可惹慈禧太后生气,如今眼看要起大风波,当然得赶紧想法子平息。因此,大格格同意李莲英的主意,把这个消息托内务府大臣世续转告奕劻,让他自己早自为计。

    奕劻当然震动了!一面托徐世昌与那桐料理其事,一面赶进宫去,在轿子里心问口、口问心地决定了自己的态度。

    因为如此,到得军机处,看到了赵启霖的奏折,还能够保持平静。“子玖!”他说,“既有朱笔‘彻查’,我应该回避,这件事就拜托足下主持了,今天我已不便再上去,请你在两宫面前代为声明。”

    瞿鸿玑没有想到他竟有这样子的沉着,神色肃穆地想了一会答说:“王爷的处境,确实很尴尬,有话我可以代奏。”

    “我没有什么话,只请皇太后、皇上简派大员彻查。”

    “王爷看派什么人好?”

    “这,”奕劻摇摇头说:“我不便表示意见。”

    “那么,”瞿鸿玑又问:“上头如果问到段芝贵,该怎么答奏?”

    奕劻将原奏又拿起来看了一回,方始答说:“段芝贵是有功之人,出身不高,是另一回事。日俄战争那两年,陪北洋的日本顾问,到火线去过好几次,关外的情形很熟,跟日本人也有交情。”

    略停一下,奕劻再说:“徐菊人跟我商量,说这新设督抚,日本跟俄国一定处处跟中国为难,将来的纠纷必多,交涉也很难办,总得人地相宜才好。奉天借重唐少川,就是为此,黑龙江派了段芝贵也是这个意思。如今既然有人参了,我亦不能再说什么,请旨办理就是。”

    “是了!请旨办理。”

    ※    ※ ※

    “这段芝贵到底是什么人?”慈禧太后问。

    “据庆亲王说,是有功之人。”瞿鸿玑将奕劻的话说了一遍,加上自己的意见:“但如进用不以其道,怕从此开了幸进之门,关系不浅。”

    “你说进用不以其道,是说段芝贵真的行了贿?”

    “不是!臣不敢这么说。”瞿鸿玑答说:“段芝贵没有补过实缺,亦没有送引见,就派任巡抚,过去尚无其例。”

    “是啊!”慈禧太后说:“道员放缺,都要先引见,如今居然有我跟皇上都没有见过的巡抚,这不叫人奇怪?既然如此,应该先撤他的藩司。”

    “是!”瞿鸿玑问道:“朱笔‘彻查’,照规矩,至少简派一位亲王,一位大学士,请皇太后、皇上的旨意。”慈禧太后略略想了一下吩咐:“派醇亲王跟孙家鼐好了。”

    瞿鸿玑承旨退了出来,就在乾清宫西面,专为军机休息用的板屋中,拟了两道上谕。一道是:“段芝贵着撤去布政使衔,毋庸署理黑龙江巡抚。”一道是:“御史赵启霖奏,新设疆臣,夤缘亲贵,物议沸腾,据实纠参一折,据称段芝贵夤缘迎合,有以歌妓献于载振,并从天津王竹林借十万金为庆亲王寿礼等语,有无其实,均应彻查。着派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确实查明,务期水落石出,据实复奏。”

    写完又检点了一番,正要装匣递上时,太监来宣召,指定只要瞿鸿玑独对。原来慈禧太后心细,想起段芝贵既已无庸署黑龙江巡抚,遗缺便应另觅替人,要问的便是这件事。

    瞿鸿玑当然也曾想到这一点。本意要问一问徐世昌,另外照规制开列“一正两陪”的名单,听候朱笔圈定。如今慈禧太后既已问到,不能无以为答,同时也觉得这正是为自己增添声威的好机会,所以略想一想,便即答说:“江西藩司程德全,曾任吉林滨江道,资历相当,人地相宜,可否请旨简派?”

    “程德全?”慈禧太后问道:“是四川人吗?”

    “是,他是四川云阳人。”

    “什么出身?”

    “记得是廪生出身,他久任外官,很能实心任事。”瞿鸿玑紧接着说:“他当滨江道,正是日俄战争的那两年,日本追俄国军队,打算开炮,程德全怕伤了百姓,拿身子挡住炮口不让开,日本军只好依他。”

    “这样说起来,真是个好官。难得!难得!”慈禧太后赞叹不绝地:“就派他去。”

    于是又补了一道以程德全署理黑龙江巡抚的上谕,随即发了下来。奕劻一看段芝贵的处分,冷笑说道:“还好,不是解任听勘。”

    话一出口,不免失悔,何必有此为段芝贵不平的语气?好得瞿鸿玑不在面前,牢马蚤也大可不必再发,当下起身就走,赶回府找那桐跟徐世昌去商量。

    ※    ※ ※

    “不会有什么风波,王爷请放心!”那桐安慰地说:“燮老中正和平,醇王决不会有意见,事情不难办,只是王爷的面子上难看了一点。”

    “这时候还管面子不面子!”奕劻问道:“孙燮臣那里,是不是该招呼一下?”

    “是!我跟菊人商量过了,他去最好!”

    “对了,菊人辛苦一趟吧。你去比较不落痕迹。拜托!拜托!”

    “王爷言重了。”徐世昌说:“原是义不容辞的事。只是如何说法,先得跟王爷请示。”

    这有点故意作难的意味,奕劻不免尴尬。照道理说,既然有求于人,便当开诚相待,然而纳贿十万之巨,说来自觉汗颜。因而讷讷然地把张老脸涨得通红。

    见此光景,那桐替他解围,“菊人,”他说:“君子可欺其以方。”

    这意思是在孙燮臣——文渊阁大学士孙家鼐面前,来个概不承认。不过徐世昌不会那么傻,表面上点头同意,心里已经想好了说法,孙家鼐问起案情,只回他一个“不知其事”就是。

    “还有件事呢,唉!”奕劻重重地叹气:“这个畜生,替我惹多少祸!”

    “畜生”当然是骂载振,“还有件事”便是载振纳宠那件风流公案。那桐答说:“这更不必王爷费心,把人送走就没事了。”

    “喔,”奕劻问道:“回天津?”

    “是!”

    “可是……”

    “王爷,”那桐知道他的意思,“当然会有妥当的安排,足能遮人耳目。”

    “那好!实在费心了。”奕劻不胜伤感地说:“七十之年,遭此奇辱,想想这口气真咽不下。琴轩,你看着好了,京里只怕从此要多事了。”

    “也不尽然!”那桐毫不在乎地说:“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九九

    “大爷,你快回府去吧!老爷子不知急成什么样儿了。有话不会到天津再说吗?”

    “嗐,翠喜,你不懂!”载振又愁又急,“刚才我是宽你的心,说过几天到天津来看你,其实那一天才能到天津呐?你要知道,我们的行动比谁都不自由,不奉旨不能离京,这个时候,你倒替我想想,我拿什么理由跟上头去说,我要到天津?”

    载振心乱如麻,除了忧急愁烦以外,什么事都不能做。就这时候来了个人,官拜农工部右参议,姓袁名克定,字云台,正是袁世凯嫡出的长子。他是载振的部属,但场面上称“大人”,私底下叫“大叔”。载振一见是他,愁怀略解,拉着他的手到僻处说话。

    “大叔!”袁克定说:“我父亲已经知道这回事了,有电报来,请王爷跟大叔别着急。风浪虽大,消得很快,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

    “喔,”载振问说:“电报是打给谁的?”

    “打给杨杏丞的。他此刻到中堂那去了,一会儿会来,必有妥当的办法。”

    听得这一说,载振心神略定,愁绪稍减而怒气反增,愤愤地说道:“人心太险!云台,咱们就是《红楼梦》上的话,‘一荣皆荣,一枯皆枯’。你看见这情形了,只怕对你父亲也还有不利的举动。”

    “是!‘一荣皆荣,一枯皆枯’,我父亲拿王爷跟大叔的事,当自己的事一样。好的是要查的人,都在天津,多少是有把握的。”

    载振让他提醒了,顿时精神一振,“不错啊!人都在天津,还怕逃得出你父亲的掌心。”他说:“咱们等杏丞来了好好商量一下,事情要办得干净利落。”

    正说到这里,听差来报:“杨大人到。”接着只见杨士琦步履安闲地踱了进来,见面致礼,换到载振的书房去密谈。

    “请姨奶奶赶紧预备,回头就有人来护送她到天津。可不能修饰,最好乱头粗服。不过,要遮人耳目也难。”杨士琦念了句唐诗:“天生丽质难自弃。”

    载振为之啼笑皆非,“这是什么时候,杏丞,”他苦笑着说:“你居然还有开玩笑的心情!”

    “要有开玩笑的心情,才能化险为夷。育公,请你先进去关照姨奶奶,检点随身衣服等在那里,说走就走,片刻不能耽搁。”

    “原就预备好了的。”载振突然想起,大声喊一句:“来人!”

    走来的是个俊俏小厮,是载振的贴身跟班小福,进来先向杨士琦与袁克定请了安,才走到主人面前去听使唤。

    “你进去告诉姨奶奶,别戴首饰,尤其是那只戒指最惹眼。

    你得看着,让她卸下来。”

    “是了!”小福答应着,转身便走。

    “杏丞,我得知道,翠喜到了天津,怎么安顿她?”

    “只有安顿在王益孙那里。”

    “安顿在他那里?”载振不由得心里嘀咕,“不能安顿在别处吗?”

    “不能!有移花接木一计在,非王益孙顶个名不可。”

    “真的只是顶个名?”

    这话杨士琦无法回答。“嗐,育公!”他不以为然地:“这时还顾得那许多?”

    “大叔,”袁克定率直地说:“祸水去之唯恐不速,何必自寻烦恼。”

    “好吧。”载振扭过脸去挥一挥手,就象杨翠喜此时在他眼前似的。

    “育公,”杨士琦又说:“醇王跟燮老,当然不能亲自到天津去查,已经派定两个人了。一个是正红旗满洲印务参领恩志,一个是内阁侍读润昌。恩志不必管,润昌那里该打个招呼。能不能赏一张名片,我派人传育公的话,向他致意?”

    “那有什么不能?”说着,载振亲自找出一张名片来,递给杨士琦。

    “还有件事,”杨士琦说:“我是转达那中堂的意思,这一案即使水落石出,尽皆子虚,可是在育公似乎不能没有表示!”

    “表示?”载振愕然:“表示什么?”

    “应该有个闭门思过的表示。”

    载振想了好一会,爽然若失地说:“是要我辞官?”

    “是!差缺都要辞。”

    “这!”载振问道:“老爷子怎么说?”

    “王爷的意思,大叔,”袁克定插嘴:“你该想得到。”

    “有句成语,叫做‘上阵还须父子兵’,”杨士琦紧接着说:

    “育公,试想父子上阵,谁个当先?”

    载振恍然大悟!父子同时被劾,如果不能两全,当然是他退避言路。体会到此,反有如释重负之感!因为他很清楚,是自己“罪孽深重”,祸延老父,所以一直不敢回府。如今有此护父之功,稍减不孝之罪,可以少挨多少骂,自然乐从。

    “杏丞,这样办很好。所难者是这个折子的措词,就烦大笔,如何?”

    “理当效劳。”杨士琦安慰地说:“育公,一时顿挫,不必介怀,所谓盘根错节,乃见利器。只要慈眷仍在,必能三两年内复起。”

    “那是以后的话了。”载振泰然地,“反正只要把这场风波压下去,无所不可。”

    ※    ※ ※

    正红旗满洲印务参领恩志与内阁侍读润昌坐头等火车到天津时,是由北洋衙门派出一名候补知府在迎接。此人名叫世寿,籍隶镶红旗,是润昌同旗的好友。由于恩志与润昌,算是奉醇王载沣及大学士孙家鼐所委任,到天津来私下查访。为了遮人耳目,不便由首府或首县公然迎送,因而特地挑中世寿来负招待的总责。

    下了火车上马车,接到英租界一家字号叫“利顺德”的西式旅馆,住的是每天大洋十六元的特等套房,有卧室,有客厅,有洗澡房。开出窗去,便是公园,轩敞爽朗,比起旧式客栈来,不知高明多少倍。

    但是恩志却住不惯,“世大哥,”他说:“两个人占了六间房子,未免太糟踏,再说,这个坐着拉的洋马桶,我也用不惯,一大早起来,非上茅房蹲在那里不可。怎么着,世大哥,换一家吧?”

    世寿与润昌都为之啼笑皆非,但无理由可说,唯有依他,换到日租界旭街乐利馆,才算安顿下来。

    “世大哥,”恩志又发话了:“我有一张名单在这里,劳你驾把地址都写上,再派个听差来,明天领着我跟润二爷一家一家去查。”

    这使世寿与润昌的诧异更甚于他不愿住利顺德,两个人面面相觑,好久说不出话来。

    “怎么着?润二爷,”恩志问道:“我的话说错了?”

    “那里,那里!”润昌急忙分辩:“咱们先吃了饭再说。”

    及至下了馆子,只见润昌不断劝恩志的酒,世寿心里明白,帮着殷勤相劝,毕竟把他灌醉了。等送回旅馆,已经鼾声大作,打雷都惊不醒了。

    “到我屋里坐去!”

    世寿跟着到润昌屋子里,煮茗相对,世寿蹙眉低声,指指间壁:“怎么派了这么一个不懂事的来?”

    “有小醇王那样的主人,就有‘那位’那样的下人。咱们不管他,你说吧,这件公事该怎么办?”

    “润二哥,这趟是好差使,不瞒你说,我也大大地沾了你的光。只要这件案子一了,上头答应派我一个铜元局会办的差使,所以,润二哥你有话尽管说,我一定尽心尽力,替你办到。”

    “你说吧!我又不是不漂亮的人。”

    世寿沉吟了一下回答说:“祸是段香岩闯出来的,他愿意拿一万银子,袁大帅总也要送程仪,听说是四百两一份。润二哥,我沾的光不少了,又是老朋友,我分毫不落,涓滴归公。”

    “那也不必!交情是交情,办事是办事,大家按规矩来,少不得有你一个二八扣。不过,买个窑姐儿一万二千两,莫非我们两个连这个数都不值?”

    “要加个二千两,大概……。”

    “不,不!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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