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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永秋的别号,他摇摇头说:“不知道怎么喝法,想来总是用冰镇过了再喝。”

    “那有这么讲究,”袁世凯说:“是太监不知道该这么讲究!宫里所有的香槟,都是由太监事先用锥子在软木塞上钻了洞的。”

    “那不是泄了气吗?”

    “就有那种泄气的事。为的是香槟一开塞子,有很大的声响,泡沫乱涌,搞得一塌糊涂,在御前失仪,是很重的罪名。太监为了自己保平安,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你不能随时守在御前看护,试问,你怎么医得好皇上的病?”

    “是,是!”屈永秋如释重负似地,“幸亏大帅教导,这个差使不能当!”

    “是上头交代,我也不能教你不当这个差使。”袁世凯略作沉吟,“庭桂,只有一个法子,你才可以不当这个差使,从今天起,你就装病请假。装要装得象,少出门,更不能跟人去谈这件事。”

    屈永秋自然如言遵办。袁世凯便先用电报回复奕劻,说屈永秋告了病假,力疾从公,自是分所当为,但本人有病,精力不济,“请脉”或恐不准,所以再三恳辞。此外,又示意奕劻,他想到京里面谈一切,请奕劻找个理由,能让他到京里去一趟。

    这个理由不难找,以练兵处筹划改编各省防军,以及其他军制的厘订,必须召袁世凯面商为名,很容易地就让袁世凯进了京城。

    一到京,宫门请安,本来是奉行故事,递一个请安折子,便可自行其便,那知非常意外,竟然传旨,即时召见。

    这一下,袁世凯有点抓瞎了。第一是穿的行装,除非巡幸在外,不能以行装陛见,临时找一套合于他五短矮胖身材的补褂,相当费事。这犹在其次,最令人惴惴不安的是,不知慈禧太后何以破例召见?想来必是有特别缘故,而此特别缘故是什么,茫无所知。

    因此,在养心殿进见时,袁世凯格外加了几分小心,进殿行完了礼,慈禧太后照例闲闲问起,气候是否正常、民情可还安谧,以及有些什么好官之类有关吏治的话。然后话锋一转,很自然地谈到正题。

    “你跟张謇很熟,是不是?”

    袁世凯不知慈禧太后何以忽然提到此人?便很谨慎地答说:“臣前在吴长庆营里,张謇是吴长庆的文案,臣因为他文字很好,常向他请教。从光绪十二三年以后,臣跟他就很少往来了。”

    “是很少见面呢?还是很少书信往来?”

    问到这一句,袁世凯知道事出有因,略想一想答说:“臣公务较繁,很少给他写信,张謇一年总有两三次给臣来信。”

    “倒是说些什么呀?”

    “张謇在南通州开垦办实业,有时要臣帮忙。臣以为张謇办的事业,于国计民生,都有裨益,所以量力而为。”袁世凯加重了语气说:“至于跟国计民生无关,私人请托的事,臣不敢徇私,总是婉言回绝的。”

    “最近呢?”慈禧太后问说:“有信给你吗?”

    最近没有,六月间有一封。袁世凯想到张謇的那封信,心中一动,知道慈禧太后注意的就是这件事,决不隐瞒。于是据实答说:“张謇夏天有一封信给臣,是谈什么立宪,臣一直没有复他。”

    “喔!”慈禧太后终于问出来了,“那封信怎么说?”

    那封信的内容,袁世凯记得很清楚,说是“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矣!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顾已知国家之危,非夫甲午、庚子所得比方乎?不变政体,枝枝节节之补救无益也!不及此,日俄全局未定之先,求变政体而为揖让救焚之迂图,无及也。”又说:“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今全球完全专制之国谁乎?一专制当众立宪,尚可幸乎?”又说:“日本伊藤板垣诸人,共成宪法,巍然成专主庇民之大绩,特命好耳!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之下,即下走自问,亦必不在诸人下也!”

    凡此议论,何可直奏?袁世凯忖度这封锁在自己签押房里保险箱中的密件,决无泄漏的可能。因而决定瞒一半,说一半。

    可说的是,张謇主张立宪,而且颇有志用事,要隐瞒的是张謇对他的期望,以及批评专制的不是。主意打定了,措词却还待斟酌。

    转念又想,不管怎么说,都非慈禧太后所乐闻,倒不如一言表过,因而出以轻蔑的语气答说:“无非书生之见而已。”

    果然,慈禧太后不再问了,换个人谈谈:“据说张之洞、魏光焘也赞成立宪。你听说了没有?”

    听得这话,袁世凯突然省悟,此一刻正是可以有所表白的好机会。“我也听说了。”他毫不含糊地回答,“督臣张之洞、魏光焘打算合词奏请立宪,因为臣忝居畿辅,想邀臣会衔出奏。托人来说,臣已经回绝他了!”

    其实这正就是与袁世凯二十年不通音问的张謇,突然致书期许的原因,而张謇亦非真的以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促成立宪的名人相期,只是张之洞鉴于当年东南互保的往事,认为对朝廷献议大兴革,非有权势的督抚联合一致不可,所以极力敦促张謇作此表示。

    当然,这样答奏是一定会获得嘉许的,慈禧太后和颜悦色地问:“袁世凯,我知道你心地很明白,照你看,咱们中国能不能立宪呢?”

    “不能!”袁世凯简截了当地答。

    “为什么呢?倒说个道理我听。”

    “中国的百姓,民智未开,程度幼稚,是故圣经贤传上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专制统治,反而容易就范,立宪之后,权在人民,恐怕画虎不成,会发生种种流弊。”

    他这面说,慈禧太后那面不断点头,话锋很快地一转,问起日俄战争。

    “袁世凯,你向来会练兵,会带兵,你看日本跟俄国这个仗,会打到什么时候才能完?”

    “俄国的败象已成,沈阳一仗,俄国败得很惨,旅顺已经让日本沉了几艘兵舰在港口封锁住了。日本的第三军由金州往南打,离旅顺只有几里路。臣听说旅顺的俄国司令官,在夏天就要投降,他部下的将校不答应,所以又拖了下来。”

    “照你这么说,战争很快就可以有结果了?”

    “是!”袁世凯紧接着说:“就怕俄国皇帝不服输。臣有谍报,俄国在波罗的海的舰队,已经往东调过来了。只怕还要狠狠打一仗。”

    “他们在海面上发狠,倒还罢了,陆军在咱们中国的地盘上,大打特打,真正是‘城门失火,残及池鱼’,想想都窝囊。”“皇太后、皇上明鉴!”袁世凯说:“关外百姓虽吃了苦,换来的好处也很大,将来俄国打败,自然不退兵也得退了,这于中国的益处极大。”

    “你看,”慈禧太后很关心地,“会不会前门拒狼,后门进虎,俄国人去了,日本人又霸占咱们的地方?”

    “皇太后的睿虑极是!臣就为了怕日本人将来霸占不走,所以下了功夫,暗中帮日本人的忙。如今放交情给他,也就是拿面子拘住他们,将来教他说不出蛮不讲理的话。”

    “嗯,嗯!这是不错的!不过,你也得顾到咱们中立的身分,别惹火烧身。”

    “是!”袁世凯答说:“此所以自己发愤图强最要紧!唯有自己的兵力够,能守得辽西,不但俄国人不敢过来,日本人也不敢小看中国。”

    “嗯,嗯!”慈禧太后深深点头,“新建陆军,已经有三镇了,还够用不?”

    “以中国幅员之大,三镇兵守北方都不够。”袁世凯说:

    “臣打算再编一镇。”

    “那就是第四镇?”

    “番号还没有定,等臣跟庆亲王商量以后奏闻请旨。”

    “喔!”慈禧太后问道:“这一镇兵,已经有了吗?”

    “是!臣打算拿武卫右军编成第四镇。”

    “武卫右军不是你从前带的队伍吗?”

    “是!”

    “你打算派谁当统制官?”

    “臣拟保荐段祺瑞充任统制官。他是在德国学炮兵的,为人勇毅深沉,操守极好,是不可多得的将才!”

    “武将的操守最要紧,不然不能约束士兵,纪律一坏,百姓看见就怕,那里还能打胜仗。庚子那年,一路到山西,再到陕西,我就没有看见过有纪律的队伍。从前荣禄常说你会练兵,讲究纪律,所以我放开手让你去办。新建陆军不光是阵法武艺要练得好,更要把旗营、绿营、湘军、淮军的暮气腐败,切切实实扫一扫!”

    “是!皇太后对中国旧式军队的毛病,烛照无遗,臣蒙皇太后、皇上栽培,天高地厚之恩,感激莫名。如今厉行新政,发愤图强,臣必当尽心竭力,勉力图报。”说着,袁世凯“冬、冬”地碰了两个响头。

    “皇上有什么要问袁世凯的?”

    这天皇帝精神比较好,想起有件事可以问一问,以补慈禧太后垂询之不足。“有个严修在你幕府里吧?”

    “是!”袁世凯答说:“在臣衙门总办学务处。”

    “这个人怎么样?”

    严修字范孙,天津人,光绪九年的翰林,又应经济特科中式,一向对教育最热心,是袁世凯在直隶办学堂,自以为可以匹敌张之洞的一个得力助手,当然大加揄扬,说他人品学问,都是第一流的。

    “直隶学堂办得很多。可是,听说学生并不踊跃,你得告诉严修,要想法子劝学才好。”

    听得这话,触及袁世凯的痒处,将自己要说的话,考虑了一下,认为不致违忤慈禧太后的意旨,而必为皇帝所乐闻,大可说得。

    想停当了,毫不含糊地回奏:“科举不废,学校不兴。窃以为劝学之道,最有效不过明诏废除科举。”

    “你这话,”皇帝微感诧异,“跟以前所奏不符啊!”

    袁世凯在去年张之洞会同吏部尚书张百熙、户部尚书荣庆定学制时,曾经上过一个奏折,建议分科递减,废除科举。从光绪三十二年丙午科乡试开始,递减中额三分之一,至光绪三十八年壬子科减尽。九年中,各省开办学校培育人才,应可见效,而科举既停,读书人只有从学校中讨出身,则筹办经费与投考学生,一定两皆踊跃。

    这个分科递减的渐进之法,张之洞深表同意,所以袁世凯请他领衔会奏。事实上亦唯有探花及第的张之洞,才够资格说这话。袁世凯连秀才都不是,若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昌言废除科举,则必招来无数嬉笑怒骂的讥评,变成自取其辱。

    就这样,仍然遭到极大的阻力。首先是王文韶,说到废科举,认为从此将失尽天下士心,而且亦必然埋没真才,所以痛哭流涕地以去就力争。其次是瞿鸿玑,亦颇不以此举为然。无奈负海内清望,作为士林魁首的张之洞极力主张,结果还是如此“量为变通”地下了明诏。只是为恐激起反感,不但上谕中加强抚慰的语气,办法中亦仍留下许多迁就之处。而因为如此,大家都还存观望之心,认为八股可废,科举是决不可废的。

    如今听得皇帝指责,袁世凯自亦有话分辩:“臣的原奏,本就说过,‘科举一日不废,学校一日不兴,士子永无真实之学问’,至于分科递减,是不得已之计。自上年十一月颁诏,将近一年工夫,臣虚心体察,方知科举一日不停,士子都有侥幸中式之心,学校决无大兴之望。伏惟皇太后、皇上宸衷独断,颁赐明诏,毅然废除科举,国家才有富强之望。”

    这番慷慨陈奏,皇帝颇为动容,无奈他作不了主,所以保持沉默,让慈禧太后去作裁决。

    “八股废了,我很赞成,科举要废,我亦赞成。人才固然要科举中出来,不过科举并不是培植人才的好办法。有些人那怕中了状元,象崇绮,心地仍旧不大明白,担当不了大事。不过几百年下来的制度,也很鼓励了有志气肯上进的人,如说立时立刻,要废就废,这对民心士气很有关系。我看,”慈禧太后很婉转地说:“还得缓一缓,看一看,慢慢商量着再说。”

    “是!”袁世凯很见机地,“臣亦是一时之见,未必全对。皇太后唯恐废科举影响民心士气,臣当细心考查,另行奏闻。”

    “对了!你一方面多考查考查,一方面跟张之洞他们好好商量。”

    “是!”

    等了一会,慈禧太后再无别话,皇帝便说:“袁世凯,你跪安吧!”

    九五

    回到北洋公所,已有盈门的访客。以前李鸿章督直时,每次进京寄寓贤良寺,亦有这样的盛况,所不同的是访客的身分。李鸿章自同治十三年文华殿大学士去世,接替了他的殿阁,即为内阁首辅,而且既是中兴勋臣,又是翰苑前辈,所以红顶花翎的宾客,无足为奇。

    这一层上头,是袁世凯无论如何比不上的。他的访客,不是京堂,便是道员,尚书侍郎大致都是前辈,听说他来了,充其量派名听差持名刺致意而已,翰苑中人,更是绝无仅有。较之李鸿章当年,相形逊色,自不待言。不过,这也有好处,那些来访的京堂、道员,大致不是谋差,便是托事,可以不见,见了亦只是三五句话,便可打发。

    但有位访客,却是不能不见,而且一见便有谈不完的话,那就是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内务府大臣的那桐。

    “听说一到就叫起。”那桐笑着恭维:“四哥的帘眷,可真是越来越隆了。”

    “得,得!琴轩!”袁世凯撇着京腔说:“你可别给我念喜歌儿了!一到就叫起,可不是好事。”

    “谈了些什么?”

    “谈张季直给我的一封信……。”

    听不到几句,那桐的脸上,笑容尽敛,袁世凯本就疑心其中有文章,见此光景,越觉所疑不虚,因而亦就纤细不遗地,将慈禧太后问及此事的经过,都说给他听。

    “必是瞿子玖给你下了药了!”那桐用低沉的声音说:“四哥,你可得留点儿神,有两件事,很有人在议论。”

    “那两件?”

    “一文一武!文的是你跟张香涛主张废科举,张香涛的火候够了,别人不敢拿他怎么样。你可犯不着得罪王夔老、瞿子玖他们。”

    “原来瞿子玖也是主张维持科举的?”

    “当然罗!不然那里来那么多门生、小门生?”“啊,啊!原来如此!”袁世凯恍然有悟,接着又问:“一武呢?说我练兵太多?”

    “对了!练兵就要费饷,自然有人不高兴,有个说法很可怕,说是内轻外重,尾大不掉!”

    袁世凯矍然而惊,“这是瞿子玖的说法?”他问。

    “你不用问是谁的说法!反正上头能听得到。”那桐又说:“瞿子玖上次虽碰了个大钉子,帘眷未衰,所以毫无怯意,仍旧跟岑三很近,几乎每半个月就有信件往来。”

    袁世凯只点点头说:“琴轩,你是知道我的,忝在北洋,我的责任很重。如今别的不必说,只说日俄开战这件事好了!”

    袁世凯顿一下,继续说:“两帮混混,在人家家里打得一塌糊涂,作主人的倒说‘严守中立’,这不是笑掉人大牙的话吗?为了所谓‘守中立’,我不知道费了多少事,为的是希望日本胜了,东三省还有物归原主的希望,倘或俄国胜了,咱们就撤到山海关也还不知道守得住守不住。那时候练兵就不止一镇、两镇了!”

    “我知道你的苦心,可是别人不知道。练兵要筹饷,四哥,”

    那桐规劝着,“你也别太自讨苦吃。”

    “我何尝愿意自讨苦吃?时势所逼,只有尽力而为,兵我是得练。”

    “饷呢?”那桐说道:“你可不比李文忠那个时候。”

    “有土斯有财的道理是这样的。”袁世凯说:“如果两江、两广在咱们自己手里,我怕什么?”

    “两广?”那桐吐一吐舌头,“你不怕岑三跟你拚命?”

    “别人怕岑三,我不怕他。”

    “啊!”那桐突然说道:“我想起来了,我给你做个媒如何?”

    “给我做媒?”袁世凯愕然。

    “你看我,”那桐失笑了。“说话都说不利落了。我给府上做个媒,一个是人家看中了你的一位少君,一个是我听人说起,似乎门也当,户也对!”

    “是那两家高门?”

    “先说看中五世兄的,不是外人,是陶斋。”那桐问道:

    “莫非他没有在你面前提过?”

    “原来是陶斋。”袁世凯得意地笑道:“他的眼力真不坏!”

    原来袁世凯这时已有五位夫人,六个儿子了。长子克定,字云台,是元配于夫人所出。次子克文,三子克良同母,就是袁世凯的三位“高丽太太”中的第二位金氏,在姨太太中是第三位。另外两位“高丽太太”,一姓白,生子克权,排行第五;一姓李,生子克瑞,排行第四。大姨太沈氏无出,五姨太杨氏生子克桓,排行第六。

    袁家“克”字排行的这六位兄弟之中,资质最好的是老二克文与老五克权。克文字豹岑,这年才十五岁,聪明绝顶,但与他的长兄相反,不喜经济实用之学,而讲究词章,喜欢金石,旁及音律,凡是所谓“杂学”,无不涉猎,已颇有些名士派头了。

    克权字规庵,年方十岁,已通平仄,能够做诗了。读书不但敏慧,而且中规中矩,颇为袁世凯所钟爱。袁家的宾客,凡曾见过克权的无不誉为跨灶之子,端方尤其赞赏,所以托那桐来做媒,说来绝非意外。

    “怎么样呢?”那桐问道:“能赏我做媒的一个面子不?”“言重,言重!”袁世凯答说:“以我跟陶斋的交情,不是老哥所命,我还能有什么话说?只不知道是陶斋的那一位小姐?”

    “当然是最小的那个。”那桐答说:“长得很俊,家教也好。”

    “那更没话说了。”袁世凯又问:“还有一家呢?”

    “是张安圃。”那桐说:“安圃多子,最小行十二,名叫元亮的那一个,头角峥嵘,跟你家大小姐年岁相当,你看如何?”

    那桐所说的张安圃,就是现任广东巡抚张人骏。张人骏的叔叔张佩纶,很看不起袁世凯,但张人骏跟他的关系不同,袁世凯当山东巡抚时,张人骏是他的藩司。张元亮他也见过,只是年岁方幼,已不大记得起了。

    “琴轩,”袁世凯对这头亲事,觉得需要考虑,便找个借口,“儿子的亲事,我可作主,嫁女儿就不同了。请让我跟内人、小妾商量了再说!”

    “当然,当然!”那桐连连点头,“我改天来听信儿。”

    袁家眷属都在天津,那桐总以为袁世凯要等回去以后,跟于夫人以及他的长女伯祯的生母二姨太太商量停当,才有回音。那知不然,第二天便有了消息。

    原来袁世凯这天晚上,通前彻后想了一遍,忽有省悟,正途出身的大老,有大门生、小门生为之羽翼,一旦入阁拜相,势力已遍布京里京外,根深蒂固,不易摧折。从前左宗棠斗不过李鸿章,李鸿章又斗不过翁同龢,道理都在这上头。自来宦途中最重师门之恩、同门之谊,说是尊师重道,无非门生话,究其实际,无非富贵相共,休戚相关,门生捧老师,老师提拔门生而已。

    论到这一层关系,自己决不能跟瞿鸿玑相比,不过别人有门生,自己有儿女,儿女亲家之亲密,决不下于师生。他在想,长子克定已经成婚,娶的是吴大澂的女儿;次子克文亦已定亲,定的是籍隶安徽贵池,当过驻英公使,广东巡抚刘瑞芬的孙女儿。这两家都是高门,但亲家与亲翁,皆已下世,无足为助。如今与端方、张人骏结成亲家,彼此呼应,缓急可恃。尤其是张人骏在广东,力虽不足以箝制岑春煊,至少可以使他稍存顾忌,若有机会扳倒岑三,张人骏顺理成章地升任总督,那一来自己的势力就非瞿鸿玑所可轻侮了。

    既已作了决定,便无须再费周折,袁世凯直截了当地告诉了那桐,愿以长女许配张家。为了照顾自己所说过的话,他附带说明,已经用电报征得于夫人及二姨太的同意。

    这对做媒的那桐来说,面子十足,当然也很高兴,特设盛宴款待袁世凯,但设席不在他的颇饶花木之胜的金鱼胡同住宅,而是借庆王府的花厅,这是为了迁就奕劻这位特等陪客。因为照规制,亲王、郡王是不赴大臣家的宴席的。

    ※    ※ ※

    饭罢茶叙,恰好外务部送来一通急电,说守旅顺的俄军,终于投降了。从辽阳大战结束,日本对旅顺发动了三次总攻击,都是劳而无功,到了十月二十,续调援军,发动第四次总攻击,经过九天的血战,以一万七千人的前赴后继,不死即伤,毕竟突破困境,攻占了军事地图上称为“二○三高地”的老虎沟。经过整顿部署,将旅顺东、北两面的要地东鸡冠山、二龙山、松树山逐步占领,旅顺的俄军司令斯图塞尔知道无法再守了,树白旗投降,将校八百七十多,士兵两万三千五百人,皆成俘虏。

    日军的捷报,等于袁世凯押中了一宝,彼此庆幸之余,正好以此为话题,谈东三省的未来。袁世凯认为日军必胜,已成定局,虽然俄国决定以波罗的海的舰只,编为第三舰队,东来参战,但很难扭转战局。俄国同盟,波折甚多,旅顺一失,德国必然见机而作,更难成盟。看样子只要有大国如英、美出来调停,日俄很快地就会谈和。

    “能收回东三省,太后一定会很高兴。”奕劻很兴奋地说:“李少荃惹出来的大祸,从我们手里把它料理清楚,这件事做得很对得起列祖列宗了。”

    “是!”袁世凯说:“王爷在日本公使那里,还得多下点工夫。”

    “当然,当然!”奕劻连连点头,“我不会放松的。”

    “设行省之议,不妨及早筹划。”那桐接口问道:“不知道上头跟王爷提过没有?”

    “提过一次。”奕劻说:“上头似乎还是看中了赵次珊。”

    那桐与袁世凯对看了一眼,都不作声。袁世凯跟那桐隐约谈过,如果东三省设行省,一总督三巡抚,最好都能派“自己人”去。如今奕劻所说,似乎一时还无从措手,只好看以后情势再作道理。

    “此事还早,倒是有件事,两位不妨参赞一番。”说着,奕劻从抽斗中取出一份抄件,顺手交给了袁世凯。

    这个抄件是两通奏折。一是署理两江总督端方代奏修撰张謇的条陈,建议在徐州设行省。另一个是监察御史周树模所奏,建议裁撤漕运总督一缺,说到理由,条条是道。

    漕运总督管理漕粮由运河北运的一切事务。漕船有帮,称为“漕帮”,由明朝的“卫所”演变而来。至今还保留着沿运河的直隶、山东、江南、江西、浙江、湖广诸卫所,每一个卫所之下,又分多少卫、多少所、多少帮。管事的首脑,在卫称为“掌印守备”,在所、在帮称为“领运千总”。

    明朝的卫所,本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计口授田隶属卫所,平时为农,有事当兵,称为“屯户”。到清朝利用卫所运输漕粮,屯户只管弄舟,不管打仗,本已大失原意,自从洪杨以后,一方面运河淤塞,不通全漕,一方面海运勃兴,转输便利,南漕一半折银缴纳,一半由海道北上,运河上漕船连樯千里的盛况,再不可见。所以各省的卫所,一律裁撤,屯户亦与一般百姓,毫无分别。

    这一来,各省的粮道,也就次第裁减,漕运总督无官可辖,无船可管,不仅有名无实,简直成了个赘疣,是故裁去漕督一缺,早就有人主张,只是周树模形诸奏牍而已。

    至于张謇的条陈,着眼不在裁漕督,而在设行省。他作了一篇文章,名为《徐州应建行省议》,以为当年刘邦崛起,与项羽争天下的这一片千里无垠,莽荡平原,一方面“控淮海之襟喉,兼战守之形便,殖原陆之物产,富士马之资材”,可以自成局面;一方面“俗俭民僿,强而无教,犯法杀人,盗劫亡命,枭桀之徒,前骈死而后钟起者,大都以徐为称首。”久为朝廷的隐患,而“将欲因时制宜,变散地为要害,莫如建徐州为行省。”

    这个“省”的辖区,张謇有明确的指陈,以徐州为众星之月,东到海州,西至商邱,南起泗州,北迄沂水,包括苏、皖、鲁、豫四省交会之区的四十五州县。此省新建,张謇以为有“二便四要”。所谓“二便”实际上只有一便,即漕督可裁,由“徐州巡抚”兼理裁撤漕督以后所留下的“未尽事宜”。

    另外“一便”,是练兵容易。因为这个地区的民风,“朴啬劲悍”,照张謇的估计,招募一万人,练步队六千、马队四千,如果训练得法,只要三年的工夫,这一万人便有足够的防御力量。这在鱼米之乡的江南是不可能的事。

    所谓“四要”是“训农、勤工、通商”,地方富庶了,自然百废俱举,但“农工商兵皆资学问”,所以“兴学”为要中之尤要。

    “这个条陈,看起来很动人,可惜,纸上谈兵,不容易做得到。”袁世凯将两个抄件转交那桐,淡淡的说:“我跟季直相处甚久,很知道他的为人,如果他入南皮幕府,宾主一定相得。”

    这是隐隐讥刺张謇不免书生之见。奕劻点点头说:“我亦是这么想。不过,张季直以状元居乡,过去刘岘庄很看重他,听说他在南边很有号召力,大家就觉得他的条陈,不能不用,而要用又实在很难。军机处把原件转到政务处,为的集思可以广益。慰庭,你是奉旨参与政务处的,不妨切切实实说一个意见,我好跟大家去斟酌。”

    袁世凯对张謇的这个条陈,实在不感兴趣,主要的是觉得徐州设省这件事,根本就是空谈。不谈“四要”之难,只说划定辖区,牵涉到四省,便不知有几许分歧的意见。

    不过,朝廷有大政,每先咨询北洋,他已恢复了当年李鸿章所拥有的地位与权势,倘或缄默不言,无异自贬自削,因而想一想说:“漕督可裁是不易之论,江淮辽阔,江宁藩司照应不到,亦是实情。我以为不妨就此两点去斟酌折中,期于允当。至于分割四省四十多州县,合为一省,疆界的变更最容易发生纠纷,这在承平时期,尚且要慎重,何况当今之世。”

    “对!一动不如一静!”奕劻很起劲的说:“我的宗旨定了。”

    袁世凯颇为欣慰。但不是他的主张得以实现,而是奕劻的唯言是听。不过口中还得谦虚一番。“我亦是想到就说,话不一定对。”他说:“请王爷再多听听别人的意见。”

    “不必多听,多听反而莫衷一是。慰庭,”奕劻突然转换话题:“我再跟你商量一件事。西苑跟颐和园的工程,陆陆续续在增添,钱总不够。你能不能在北洋那一笔经费中,挪拨几十万银子?”

    这个要求在袁世凯并不感到意外,他经常想到,宫中可能会有需索,所以对那一处有余款可以动用,亦经常有留意。

    此时想了一下,从容的问道:“大概要多少?”

    “至少要凑个三十万银子。”

    “我拨五十万好了!”

    奕劻喜出望外,“慰庭,”他问:“你是从那里拨?”

    “铁路的盈余。”袁世凯说:“造关外通关内的铁路,借的是英国的款子……。”

    这笔英国借款,由胡襢芬经手,汇丰银行承借,总计三百三十万镑。合同中订明,“关内各路产业,并全路脚价进款,应尽先作为借款之保”,“各路收款进款,应存天津汇丰银行,所有经理修路应用各费,均由各局进款项下开支。俟有剩余,备还此款之用。”因此,路局的任何收入皆须无息存放五津汇丰银行,至今除按约分期付息拔本之外,尚积存一百八十多万两银子。袁世凯几次派人交涉要提用,汇丰银行借口合同限制,不肯通融。

    “既然不肯通融,慰庭,你怎么又说能提五十万?”

    “要想法子,非让汇丰银行就范不可。”袁世凯说:“只要上谕准我提,我一定提得出来。”

    “上谕岂有不准之理?”奕劻提起汇丰银行,便觉有气,狠狠地说:“应该全数提出来才好!”

    “那是决计办不到的事。”那桐笑道:“汇丰银行不讲理,王爷又不是不知道。”

    皮里阳秋,话外有话,只为彼此关系太深了,那桐这近乎开玩笑的话,奕劻自然不会计较,付之苦笑而已。

    “王爷,”袁世凯问道:“还有什么吩咐没有?”

    “一时想不起,明后天再谈吧!”

    “本意想多住几天,”袁世凯说:“日本攻下了旅顺,恐怕东三省的局势会急转直下,我想明天一早就递牌子,请了训,马上赶回天津去。”

    “啊!”奕劻被提醒了,“倒不是要紧的。你明天就回去吧!

    那笔款子,请你马上办。”

    “是!上谕亦请王爷赶紧发。”

    ※    ※ ※

    转眼年下了。徐州设省这件事,必须在年内办出一个结果,因为分划疆土,改变建制,正好趁改岁之初,除旧布新,自成段落,办理一切改隶移交的手续,以光绪三十年年底为准,界限分明,可以省好多事。

    就是为了省事,不但王文韶、鹿传霖与新补不久的军机大臣荣庆,听从奕劻的意见,瞿鸿玑亦觉得改漕督为巡抚,不失为综核名实,顺理成章的事。于是援引史实,亲自拟了一个奏片,驳张謇之议。

    张謇特重徐州,所以要驳他就得讲个徐州并不重要的道理。“徐州在江苏,地居最北,若于平地创建军府,既多繁费,所分割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四十余州县,亦涉纷更。今昔形势,迁变无常,汉末迄唐,淮徐代为重镇;宋及金元之际,徐已降为散州。至明以来,则重淮安,历为前代漕督及国初庐凤巡抚,后改漕督驻扎之地。及江南河道总督裁撤,漕督移驻淮城迤西之清河县,实为绾毂水陆之冲,北连徐海,南控淮阳,地既适中,势尤扼要。”

    接下来是论漕督原有管理地方之责:“伏查前明初设漕运总督,即兼巡抚地方。国朝顺治六年,裁庐凤巡抚改漕运总督,仍兼巡抚事。漕督之兼巡抚,原为控制得宜,现漕务虽已改章,地方实关重要,与其仍留漕督,徒摊虚名,不如径设巡抚,有裨实用。”

    理由说明,奏陈办法:“臣等共同商酌,拟将漕运总督一缺,即行裁撤,改为巡抚,仍驻清江,照江办巡抚之例,名为江淮巡抚,与江苏巡抚分治,仍归两江总督兼辖。一切廉俸饷项,衙署标营,均仍其旧,但改漕标副将为抚标副将,以符定章。”

    定了江淮巡抚属下的官制,再定江淮巡抚的辖区。这比定官制更容易,原封不动地转一转手就可以了。

    因势利便,亦由江苏的建制与他省不同。他省都是一省一藩司,唯独江苏有两个,一名江苏藩司,随江苏巡抚驻苏州,一名江宁藩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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