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说联军打算开到张家口？”李鸿章问。
“不！”瓦德西答说：“不过长城为止。听说那里有许多中国军队。”
“如果有，也只是为了弹压地方。”
“保定府亦有许多中国官军。不幸地，这些军队并不剿除拳匪。”
“可是，”李鸿章针锋相对地答说：“亦并不与西洋人为难。”
“中国官军没有纪律的很多，北方的民众都不能原谅他们。”
“我想，这是道路流言，并不确实。”
“如果贵大臣能够担保，中国官军不与联军冲突，我一定不会再派兵到各处。”
李鸿章乘机说道：“联军现在究竟占据了那些地方，我还不知道。”
这意思是说，必须先知道联军所占的地方，才可以约束官兵注意避免冲突。瓦德西当即表示，愿意送李鸿章一张记明联军屯驻地点的地图。
然后，瓦德西问起两宫的消息，又问如何通电。李鸿章告诉他说：“由北京到上海，转汉口到西安。”
“贵国皇太后、皇帝，应该早日回京为宜。”
“是的。贵国大皇帝，亦曾以此相劝。不过，”李鸿章答说：“皇上有点胆怯。”
刚谈到这里，庆王奕劻也到了。他跟瓦德西是第一次见面，便由李鸿章引见。握手以后，庆王开口先说：“我想跟贵统帅缔交，已有好些日子了。”
瓦德西亦表示久已仰慕。接着庆王大谈德国亨利亲王访华，相共游宴的情形，适与李鸿章大谈在德故人的用意相同，都是“套交情”。
岂知瓦德西老练非凡，交情是交情，公事是公事，连李鸿章要求发一张与中国官军联络，通过联军防区的护照，都不能同意。庆王与李鸿章此来，除了一张联军占领区的地图以外，一无所获。
李鸿章的烦恼犹不止此，他还怀着一个鬼胎。东三省的局势，越来越糟，这个鬼胎已有掩藏不住之势，一旦败露，即令不至于成为张荫桓第二，首领不保，但身败名裂，是可以预见的。
原来甲午战后，朝中重臣及有权的督抚，都主联俄拒日，于是光绪二十二年春天，李鸿章奉派以庆贺俄皇加冕专使的身分，带着大批随员与他的通洋文的长子李经方，到了彼得堡，签下一份“中俄密约”。李鸿章此行，踌躇满志，向人夸耀：“从此至少可保二十年无事！”
这份“可保二十年无事”——二十年之内，不怕日本侵略的“中俄密约”，一共六条，主旨是两国共同防日，而条件是“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时，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这犹在其次，最主要的一款是准俄国在黑龙江、吉林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密约中又记明，这条铁路由设在上海的华俄道胜银行承办经理。
这条铁路，后来定名为中东铁路，由华俄道胜银行出面建造。其中特为拨出一笔经费，总数三百万卢布，约合一百五十万美元，准备分三次致送李鸿章。第一笔一百万卢布，是在光绪二十三年春天，由华俄道胜银行总办吴克托穆王爵，在北京当面交给李鸿章的。
到了这年冬天，俄国因为德国占领胶州，便出兵占领了旅顺、大连。交涉结果，俄国非强租旅大不可。这个交涉中国方面是由李鸿章与张荫桓所承办，俄国方面，仍为一直主持对华交涉、与李鸿章关系极其密切的财政大臣威德所经手。为了怕夜长梦多，希望早日签约，威德指定驻华代办巴布罗夫，向李、张二人各致一份重礼，总值七十五万卢布。
这一次义和团之乱，俄国除了一面派兵在大沽口登陆，参加联军以外，一面借口东三省亦有义和团，派兵入侵，八月初六攻占黑龙江省城，将军寿山服毒自杀。八月二十九侵入吉林省城，将军长顺，束手降敌。这已经使得李鸿章深感不安了，而最糟糕的是，闰八月初八，俄军攻入沈阳以后，盛京将军增祺在李鸿章与瓦德西相晤的四天之前，签订了一份以俄文为准的“奉天交地暂约”，一共九款。如照此约实行，奉天等于成了俄国的属地。消息传到北京，李鸿章心惊肉跳，当夜就病倒了。
西安行在，自亦放不过增祺，电旨严斥“着即革职，饬令回京”，下一步当然是“废暂约”的交涉，为李鸿章更添一大棘手之事。
在这时候，华俄道胜银行的总办，吴克托穆王爵，悄悄到了北京，住在贤良寺，作为李鸿章的上宾。看起来，这是为他增加了声势，其实，来得很不是时候。
原来李鸿章对外办交涉，最怕的一件事就是“合而谋我”，所以未入京以前，就已决定了策略，务必拆散各国，以便于个别操纵。当然，这非从俄国方面下手不可，在上海就曾与吴克托穆商量过，因而他一到京，便有俄国首先撤兵之举，俄国的公使古尔斯，并曾一度离京，作为对李鸿章的声援。可是，各国并不想步俄国的后尘，也看出李鸿章所耍的一套把戏，猜疑日深，反成隔阂。
如今吴克托穆潜居贤良寺，并引起各国之忌。载漪等人闯的大祸，牵涉十一国之多，派兵的亦有八国，尽管俄国异调独弹，步骤不一，而影响极微，该提的条件，还是照提不误。
开议的主要条件，还是在惩凶。这一次提出来两个人，一个在朝廷无所顾惜，一个却不能不有所顾忌。
无所顾惜的毓贤，有所顾忌的董福祥。手握重兵的悍将，逼急了变生肘腋，真可有覆国之祸。因此，西安行在从慈禧太后到刚抵达的荣禄无不忧心忡忡。
不但李鸿章与奕劻，根据各国公使的意见，电奏朝廷，认董福祥是主要的祸首，而且隐约谏劝，不可容荣禄袒护其人，而且刘坤一、张之洞亦一再有电报到西安，说是英法外交官先后表示，毓贤、董福祥必置诸重典。如果董福祥一时不能严惩，务必设法夺去他的兵权，撵得远远地，方能释各国之疑。
正当朝廷疑难焦忧之际，李鸿章又有奏报，说各国已“另备哀的美敦照书，祸将莫测”。同时又密电荣禄，说京中谣言，刘坤一、张之洞将被撤任，倘有此举，将引起各国极大的反感，和议根本无望。
于是在荣禄主持之下，发了两道密电：一道是辟谣，亦即等于提供保证，刘、张二人，决不会调动，另外一道，说是“毓贤将置重典”，不过“懿亲不得加刑”，是拿毓贤来换载漪等人的命。至于董福祥，当然只有缓缓图之。
过了慈禧太后的万寿，终于下了一道上谕：“甘肃提督董福祥，从前在本省办理回务，历著战功，自调来京后，不谙中外情形，于朝廷讲信修睦之道，未能仰体，遇事致多卤莽。本应予以严惩，姑念甘肃地方紧要，该提督人地尚属相宜，着从宽革职留任。其所部各军，现已裁撤五千五百人，仍着带领亲军数营，剋日驰回甘肃，扼要设防，以观后效。”
这样处置董福祥，对各国公使总算有了交代。同时和约的草案大纲，亦由各国磋商定案，通知奕劻、李鸿章两位全权大臣准备开议，附带有一番声明。
声明中说，各国明知条款苛刻，但亦是中国政府咎由自取。将来条款送到中国政府，不可有一字之驳。如果愿意接受，则自奉旨之日起，战事即算结束，军费的赔偿，亦以此日为止截之期而结算。否则，各国联军基于军事上的考虑，有所行动，后果十分严重。
这自然是恫吓，但不受就不能开议。所以奕劻、李鸿章密电行在备案。定于十一月初一在西班牙公使馆开议。
事先，西班牙公使有一个照会，以“廨宇狭隘，座位无多”为理由，限制中国方面的“来宾”，不得超过十个人。两全权大臣及英、法、德、日、俄五名翻译以外，另外只能带三个随员。奕劻与李鸿章商量，决定只带两个人，一个是陈夔龙，一个户部侍郎那桐。
到了那一天，贤良寺传出活来，李鸿章病势加重，不能出席和议。延期势不可能，只好由奕劻带着陈夔龙、那桐赴会。宾主相向一揖，亦无寒暄，随即由西班牙公使葛络干，朗诵和约大纲，一共是十二条：
一、戕害德使一事，由中国派亲王专使，往德谢罪，并于被害处，树立铭碑。
二、严惩祸首，其戕害凌虐各国人民之城镇，五年内停止科考。
三、戕害日本书记生事，须用优荣之典，以谢日本政府。
四、于污渎发掘各国人民坟墓之处，建立碣碑。
五、军火及专为制造军火之材料，不准运入中国。
六、赔补外人及为外人执事之华人身家财产所受损失。
七、各国驻兵护卫使馆。
八、北京至海边须留出畅行通道。大沽炮台，一律削平。
九、由各国驻兵留守通道。
十、张贴永禁军民人等仇视各国之谕旨。
十一、修改通商行船各约。
十二、改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各国公使觐见礼节。
念完将文件交给庆王奕劻。念的是法语，文件亦是法文，奕劻不知道内容是什么，只这样答说：“今日承各公使面交和约一件。我立刻会电达西安行在，等奉到电旨，立即知照。”
说完，将文件随手交给陈夔龙，然后拱拱手告辞。
十一国公使只是站起身来，便算答礼，宾客辞出，连送都不送一送。奕劻的脸色当然就很难看了。
“你看，端王迷信拳匪，闯这么一场大祸！”
陈夔龙知道庆王有受辱之感，心想：这也未免太看不开，想不透了！城下之盟，受辱理所当然，如果受辱而不能负重，则为两失。应该劝劝他，不必生此闲气，养养精神在会议桌上极力一争，才是正经。
念头还不曾转完，庆王又发话了：“我为国受辱，无话可说。你们俩赶紧回贤良寺，跟李中堂去报告，会衔的电奏，今天一定要发出。电稿不必送给我看了，发电以后，抄个稿子给我好了。”
陈夔龙答应着，目送庆王上了轿，回头去找那桐，一见不觉吃惊！那桐面色发青，身子颤抖，颇有支持不住的样子。
“琴轩！”他问：“你怎么了？”
原来西班牙公使馆中，生得极旺的火炉，洋人本来穿得少，室内又照例卸去厚呢外套，炉火虽旺不碍。那桐穿的是大毛出锋的袍子，外罩貂褂，礼节所关，不能脱卸，以致为炉火逼得汗出如浆，出来朔风扑面，毛孔一闭，就此受病，已是寒热大作了。
陈夔龙无奈，只能派人将那桐送回家，一个人到贤良寺去办事。接待的是他的会试同年，以道员而在李鸿章幕府的杨士骧。
“中堂不能见客。”
“那怎么办？”陈夔龙叫着杨士骧的别号说：“莲府，劳你驾，把和约大纲送进去，让中堂先过一过目，再请示方略。”
“中堂这时候沉沉昏睡，就叫醒了，也未见得能看得下去。依我说，不如请你先拟个电稿，呈中堂阅定即发，来得便捷。”
“兹事体大！”陈夔龙大感踌躇，“没有中堂的指示，我实在不便擅拟。”
“事机迅急，间不容发，这个电报，今天不办，万难推到明天。老年兄，试问你不敢拟，还有谁敢拟？来，来，马上动手吧！”
杨士骧亲自为他照料笔砚，铺纸磨墨，硬捺着他在书桌前面坐下，陈夔龙握笔在手，久久不能着一字。
其实，李鸿章之不愿陪奕劻一起到西班牙公使馆，以及此刻之不愿见陈夔龙，都是有意做作，为的是和议成后，必受清议攻击，甚至朝廷过河拔桥，反而有所追究，那时便好以病势正剧，思虑难免不周，作个卸责的余地。此时见陈夔龙挑不下这副千斤重担，不能不助他一臂之力了。
于是李鸿章命他的幼子李经迈出来说：“家君昨天说过，这一次的奏件，要用重笔。”
陈夔龙的疑难立解。不用重笔，不能邀得慈禧太后的准许，便即笑道：“用重笔，只好请出宗庙社稷，才能压倒一切！”
于是，陈夔龙以“西安军机处”开头，先叙奕劻与十一国公使会晤的经过，次录和约大纲华文全文十二款，最后一款有“以上各款若非中国国家允从，并适各国之意，各本大臣难许有撤退京畿一带驻扎兵队之望”的话，所以秦请允准和约大纲，就从这段话上发端，“请出宗庙社稷”，说是：“臣等查条款末段所称，词意决绝，不容辩论。宗社陵寝，均在他人掌握，稍一置词，即将决裂，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惟有吁恳皇太后、皇上上念宗社，下念臣民，迅速乾断，电示遵行，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果然，复电是“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不过其中利害轻重，仍责望奕劻、李鸿章“设法婉商磋磨，尚冀稍资补救”。看语气是完全照准了。
谁知西安将和约大纲十二条分电重要督抚以后，张之洞接二连三提出意见，首先指出第五款内“制造军火之材料”，不准运入中国，则永无御侮之具，各省的制造局及枪炮局亦必无事可办，均须停闭，所以这一句必须删去。
第二个电报是对第七、八、九三款有异议，认为大沽撤炮台，使馆驻护兵，津沽设兵卡，则“使馆永远安宁，而中国变成门户之防全撤，不容自卫，是朝廷永远危险，似欠平允。”须两全权大臣，“于此节务商善法”。
再有一个电报，说条款前言内“京师各使馆被官兵与义和团匪勾通，遵奉内廷谕旨，围困攻击”这段话中的“遵奉内廷谕旨”六字，句中有眼，用意难测，必须删去，此事“万分紧要”。
紧接着又来了第四个电报，说第二款内，“日后指出，一律严惩等语，日后二字，甚属不妥。以前所指之人，朝廷已分别重轻办理，若不划清界限，后患无穷”，应将此二字删去。
这四个电报中的建议，朝廷无不照转两全权大臣。尤其是“遵奉朝廷谕旨”，很明显地是为了保护慈禧太后，替她卸除纵容义和团的责任，朝廷更为认真，责成奕劻、李鸿章“据此力为辩论，总以删除为妥！”
在李鸿章看，这都是吹毛求疵。而外人不体谅当事者处境的艰难，只为了讨好慈禧太后，大放厥词，形成掣肘，可恶之至！
因此，病起的李鸿章，亲自口授复奏，将张之洞痛驳了一顿。幕府中录稿呈阅，李鸿章的余怒不已，提笔加了几句：“不料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盖局外论事易也！”二十年前就是光绪六年庚辰，这一年慈禧太后为了守午门的护军打了送食物到醇王府的太监，闹出轩然大波，病中的慈禧太后，非杀护军不可，后来是“翰林四谏”之一的陈宝箴主稿，与张之洞联名奏谏，居然为慈禧太后所嘉纳。张之洞亦由此得承帘卷，而有今日。
所以李鸿章亲笔所添的这几句话，不止于渺视后生之意，亦是在讽刺张之洞只善于以文字逢迎。当然，“局外论事易”
五个字，亦隐隐然有指责朝廷苛求的意味在内。
※ ※※
尽管朝廷常有严旨，督促尽力补救，但和约大纲既经允准，则和局必不致决裂，是李鸿章有把握的事。而各国公使鉴于中国政府已有初步的诚意表现，敌视的态度亦大见缓和，贤良寺渐渐热闹，有李鸿章当日在京，经常与外宾酬酢往还的盛况了。
这天两国公使同时相访。一个是日本新任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一个是意大利公使萨尔瓦葛。遇到这种情形，要分交情深浅，交情浅的比较客气，应该先见。小村寿太郎在甲午年间曾署理公使，与李鸿章是旧识，但这一次重新使华，还是头一回来拜访，似乎又不能不先见，但萨尔瓦葛是预先约好了的，如果先见日使，于理不合。左右为难之下，只有一法处置，同时接见。
两国公使都是有所为而来的，但有事只可密谈，当着另一国的公使，彼此皆有顾忌，便只好谈些不着边际的外交词令了。
不过，利害相同，立场一致的事，还是可以谈的。十二条和约大纲中，牵涉到实际利益的几款，各有各的想法，而严惩祸首这一款，众议佥同，因而成了此时的话题。
“各国的意见，祸首的前三名是：载漪、董福祥、载勋。”萨尔瓦葛以一种困惑的神情说，“何以中国政府对这三个人，不下令处死？实在不能了解其中的道理。”
“懿亲是不处死的。”李鸿章答说：“这在各君主国家亦不乏先例。”
“那么，董福祥呢？”
李鸿章笑笑答说：“小村先生对于中国的情形比较了解，想来同情中国政府的处境。能不能为中国政府作个解释？”
“我刚到中国，对于义和团闹事，演变成这样严重的大祸，究竟原因何在，还未深入研究。至于董福祥，我对他略有所知。”小村寿太郎直接以英语向萨尔瓦葛说：“此人是个土匪将军。在中国西北一带，有相当的号召力，现在他手里还握有重兵，如果压力太大，他会起兵作乱。我以为各国对这一点，应该体谅中国政府的苦衷，不必过于坚持。”
“这一层苦衷，当然可以谅解。不过，中国政府的借口似乎太多。”萨尔瓦葛紧接着问李鸿章：“我想问一个人。徐侍郎，亦就是现在为日本军队所拘禁的徐侍郎，为人如何？”
“此人不好！”李鸿章脱口相答。
为什么不好呢？李鸿章有解释：七月初三杀许景澄、袁昶，是他监斩，七月十七杀徐用仪，也是他监斩。最可恶的是，徐承煜还曾逼他父亲自尽，这样的人，在中国称之为“枭獍”。
“还有一位，”小村寿太郎问说：“与徐侍郎一起被拘禁的启尚书，为人如何？”
“他是大学士徐桐的门生，很得老师的赏识。为人如何，可想而知。不过，”李鸿章说了句公道话：“此人的私德还不差。”
就因为这一句话，启秀得以暂脱缧绁。原来他以老母病殁，曾向日军司令山口素臣请假十日治丧，未获允准。这件事是小村所知道的，此刻听了李鸿章的话，回去便通知山口，不妨准启秀的假。
十日期满，启秀自行报到，言而有信，为日军另眼相看了。见此光景，徐承煜援例以为父治丧为名，请假十日。山口因为从小村口中已得知徐承煜是“枭獍”，断然拒绝，不管他如何“据理力争”，始终不考虑他的请求。
八八
由于张之洞对和约大纲的意见甚多，因而往返磋商，延到十二月十五日，才有第二次的会议。
会议的地点，改在英国公使馆，厅宇宏敞，并不限制中国方面代表及随员的人数。不过，李鸿章不愿多带不相干的人，除了翻译以外，随员仍是陈夔龙与那桐。两全权大臣与十一国公使，围着一张长方会议桌坐定，作为主席的英国公使萨道义起立发言。
大纲已经中国政府“画押”，这一次的会议是开始讨论细节。第一款派专使赴德国道歉，已经决定派皇帝的胞弟小醇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只等和约签定，即可启程。至于在克林德被害地点“树立铭志之碑”，则连碑文亦已拟就，所以第一款已无再议。
第二款就是严惩祸首。萨道义取起面前一张纸，扬了扬：“这是祸首的名单。不过，我离开主席的地位，有一个意见，纵容义和团的罪魁祸首，确是端王载漪。如果能将载漪从严处置，其余均可不问。不知两位全权的意思如何？”
听得这话，庆王奕劻不觉惊愕：“端王是皇室懿亲，万难重办，各国的法律，亦有‘议亲’、‘议贵’，得从末减的法条。这件事，断断乎办不到。”他略停一下又说：“前两天我在私邸宴请各位，曾经跟各位已经表明过，当时并无异议，何以此刻又有这个说法？”
萨道义笑了：“我亦知道办不到，此刻再提，是想给中国政府一个机会，只要严办了载漪，就可以使好些人免罪。现在，”他看着名单说：“我宣布各国根据调查所得，认为应加以惩罚的祸首人名。”
念的当然是英文，但姓名用拼音，而且念得较慢，所以李鸿章与奕劻都能听得明白，第一名自然是载漪，接下来是董福祥、载勋、载澜、英年、刚毅、赵舒翘、毓贤、李秉衡、启秀、徐承煜，这十一个人，除已死者应追革官职，撤消恤典以外，还活着的皆应处死，以谢天下各国。
奕劻与李鸿章一听翻译讲完，不约而同地说了一句：“岂有此理！”然后小声商量了一下，决定由李鸿章发言辩驳。
“前几天听各位谈过罪魁，并没有启尚书、徐侍郎的名字，今天为什么又忽然把这两个人加进去？这是什么意思？”
李鸿章原以为先抓住了一个明显的错处，堵住了对方的嘴，造成先声夺人的气势，下面的话就好说了。谁知翻译未
＆gt ；“我前天到贤良寺奉谒，谈起徐侍郎，蒙贵大臣坦诚相告，这样的人，中国不办，各国只好代办。至于启尚书的罪状，日本公使已作调查，亦有实据。”
李鸿章没有想到挨了一闷棍，愤愤说道：“我不过随便一句话，你怎么可以据以入罪？”
萨尔瓦葛笑笑不答，小村寿太郎便接着发言：“条款内原有‘日后指出’，仍应惩办的规定。这两个人经过确实调查，不能不认定他们是祸首。启秀以军机大臣兼总理大臣，曾经说过：”洋人可以杀尽。‘而且有运用他的权力，纵庇拳匪的事实。至于徐承煜，凡是他父亲徐桐的所言所行，都由于他在暗中指使，与洋人势不两立。所杀害的忠臣，都是他监斩，也都是他的预谋。如果两位全权大臣不信，我可以书面列举证据。“
于是李鸿章再回头从原则辩起，他说：“条款上原说‘分别轻重，尽法严惩’，如今一概要求处死，未免矛盾。”
“处死就是尽法严惩中最轻的。”
小村寿太郎这话似乎强词夺理，而细细想去，竟无以为驳。因为处死如定为“斩立决”，则较此大辟之刑更重的还有，如凌迟、如处死以外抄家，或者本人处死，家人亦连带判刑等等。
这样又只好个别交涉了，“端王是懿亲，碍难加刑。”李鸿章说：“现在朝廷打算将他发遣到新疆监禁，永不释回，这就等于死罪了。”
于是各国公使略略商量，由萨道义答话：“既然如此，何不予以假死罪的处分？”
“何谓假死罪。”
“‘斩监候’。”萨道义说：“监禁一、二年以后，再发往新疆。”
“这可以考虑。”
“庄王、董福祥穷凶极恶，非杀不可！”
李鸿章奉有密旨，知道朝廷的意向，必要时不妨牺牲载勋。至于董福祥一时不能严办的苦衷，各国公使早有谅解。因此，李鸿章表示，庄王载勋将由西安降旨，赐令自尽，这一重公案便算了结了。
还有八个人，各国公使坚持原议，不论生死均应以斩决的罪名处置。李鸿章逐一分辩，除去毓贤以外，其余均宜贷其一死，而各国公使只同意载澜可比照载漪的例子办理，此外别无让步。结论是各国公使自行会商，另有照会提出。
散会之前，德国公使穆默面色凝重地站起来说：“象这样一件重大的纠纷，祸首只杀两个人，各国决不能甘服。照目前的情况看，和局难成，八国联军亦决不能撤退。本席不能不向中国政府提出警告。”
这个警告，当天就电奏西安，很快地来了回电：“惩办祸首，辩论数月，和约大纲第二款内，载有‘分别轻重’之说，今忽改均应论死，是原定条约，不足为凭，实属自相矛盾之至！至‘日后’二字，前据电奏，难以划清界限，但必须实有按据，方可惩办，今又指出启秀、徐承煜，均系空言，毫无实据。似此有意刁难，是何意见？”
两全权大臣看罢电文，都是脸色阴沉，默无一语。好久，奕劻才说了句：“一派官腔，也不知道是那位大军机的手笔？”
此时在西安的军机大臣，以荣禄为首，其次是王文韶，再有一个是鹿传霖，他是荣禄的岳父灵桂的门生，当陕西巡抚时，荣禄外调为西安将军，颇加结纳，以此双重渊源，为荣禄保荐，刚入军机。至于赵舒翘，由于是祸首之一，而且老家在西安，所以闭门侍母，已不到军机上“行走”。所以荣禄在政府中不但当家，实际上是一把抓，而他是决不会打此官腔的。
“哼！”李鸿章冷笑一声说：“我算算应该到打官腔的时候了！”
奕劻默喻其意，怕惹是非，不敢接话。只关照李鸿章尽快与幕友商议，如何挽回天听？希望在年内能有结果。
※ ※※
“过年还有十天！洋人可是不管的，他们的年，已经过过了！”李鸿章将那份电报使劲摇晃着，“想起来教人寒心！那位老太太自己没事了，就该她发狠了！”
这是指慈禧太后。她一直怕惹祸上身，如今已可确定，追究责任至懿亲而止，不会波及深宫。一旦置身事外，态度便自不同。李鸿章可以断定，电报上的那“一派官腔”，完全是她的意思，因而有此牢马蚤。
“咱们也别想过年了。不过，行在不是这么想，元宵以前，不下定死罪的上谕，那一拖下去，洋人肯答应吗？”李鸿章看着他的幕友说：“无论如何得想个法子，在年内有个确实的了结。”
李鸿章的幕友很多，此时陪坐的，却只三个人，一个是杨士骧，另一个也姓杨，就是戊戌政变中很卖过一番气力的杨崇伊。上年外放为陕西汉中府，这是个“冲、繁、疲、难”的要缺，本来很可以展布一番，不想冤家路狭，端方由臬司调补藩司，成了他的顶头上司。端方当京官时，与名士多所往还，而杨崇伊则专门跟名士作对，文廷式就在他手里栽得好惨。度量不宽，而又好用权术、喜作威福的端方，为故交修怨，常找杨崇伊的麻烦，已有不能安于位之势。正好李鸿章调补直督，进京议和，谊属至亲，拜托“老姻长”电调入幕，摆脱了端方的杯葛。
再有一个叫徐赓陛，字次舟，浙江湖州人，久在广东当地方官，是个强项令，跟洋人办交涉，不亢不卑，毫无假借，因而李鸿章特为将他从广东带进京，颇为倚重。
徐赓陛善于折狱，在广东的传闻很多，问案定罪，常有出人意表的奇计。此际看两杨相顾不言，便慢吞吞地说道：
“局面搞成这个样子，真该参中堂一本！”
此言一出，二杨色变，李鸿章脸上亦有些不自然，“次舟，”他说：“局面搞成这个样子，我应该担什么责任，请教！你知道的，我这几年很虚心，只要说对了，我一定认错！”
“中堂莫认真！”徐赓陛笑道：“聊为惊人之语，破闷而已。”
“次舟也是！”杨崇伊埋怨他说：“这个时候还开玩笑！”
“倒也不是开玩笑。”徐赓陛正色说道：“若要年内能结这重公案，非用条苦肉计不可。倘有人参中堂因循误国，封奏一达御前，老太后总不忍心让中堂替她代过吧？”
“好！”李鸿章立刻就明白了，参他“因循误国”，实在就是指责慈禧太后，这样旁敲侧击，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实在是个好办法。
杨士骧也明白了，“我看这样，给端陶斋一个密电，请他托一位都老爷放一炮。”
李鸿章点点头，“可以！”他说：“一客不烦二主，索性就请次舟拟个稿子。”
徐赓陛的笔下很来得，闻言拈笔，一挥而就，内容是托端方代为请一位奏劾李鸿章，道是和议数月，开议两次，只为洋人要办罪魁，而李鸿章壅于上闻，不以实情出奏，因循敷衍，不知和议成为何日。帝都蒙尘，宗庙不安，实有误国之罪。
这些话骂的是谁，慈禧太后当然明白，尤其是抬出宗庙这顶大帽子，更可以压倒她。所以这封电报一发，李鸿章的心事解消了一半。
到得第三天，西安尚无电旨，而十一国公使联衔的照会，已经送到，除了照口头上提出的办法惩治祸首以外，并要求派员监视行刑。紧接着又有第二个照会，要求将徐用仪、许景澄、袁昶、联元、立山等五大臣，开复原官，以示昭雪。
这两件照会，当然亦是即时电奏西安，而复电除了五大臣开复原官，可以曲从外，其余一概不允。不知道徐赓陛的那条苦肉计，行而不效，还是尚未到见效的时候？而时不我待，灶王爷已经“上天”奏好事去了，“下界”却犹未能“保平安”，李鸿章只好耐心等一两天，再作道理。
那条苦肉计似乎见效了。十二月二十五，西安有一道上谕，第三次惩治祸首，载勋赐死，载漪、载澜发往新疆，永远监禁，先行派员看管；毓贤即行正法；刚毅追夺原官；董福祥革职降调；英年、赵舒翘斩监候；徐桐、李秉衡革职，撤消恤典。另外又有一道上谕：“启秀、徐承煜即行革职，所犯罪名由奕劻、李鸿章即行奏明，从严惩办。”
慈禧太后让步了，让得不多，原意讨价还价，尚有磋商的余地。谁知各国的观感，异常恶劣，认为第一、载漪、载澜二人，已经说明白予以“假死罪”，而连这一点名义上的罪名都不肯承认，足见并无悔祸之意；第二、英年出过悬赏杀洋人的布告，赵舒翘助刚毅纵容拳匪，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而定罪为“斩监候”，明明有贷其一死之意，对各国是一种欺骗。
于是，英国公使萨道义派参赞面告李鸿章：“戴漪、载澜改假死罪，已经从宽，如果中国政府仍旧庇护，祸将及身。”
严重的警告以外，还有惊人的举动，年三十上午德国公使穆默特访李鸿章，一见面就说：“刚才我从瓦德西将军那里来，他已经下了命令，在中国新年的正月初五，亲自带队出京。”
李鸿章大惊失色，急急问道：“瓦帅带队到那里？”
“我知道。不过军事机密，我不能泄露。”穆默又说：“明天各国公使会议，草拟你们第三次惩治祸首的照会。不过，会议是形式，实质上并无变化。前次照会所提出的要求，已由各国政府批准，不能再改的。”
“何必如此？”李鸿章低声下气地说：“各国既然愿意修好，何不稍微通融？”
穆默笑笑不答，停了一下方说：“今天我来奉访，是基于友谊；公事不便再谈了。”
见此光景，李鸿章只有一个要求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