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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以为继。既发不出脾气,亦不能评什么理,这样子装死相给人看,无非落个笑柄,未免窝囊。想到这里,觉得片刻不可留,一骨碌爬了起来,抢起帽子往头上一套,一溜歪斜地冲了出去。

    谁知掀开帘子,便跟人撞了个满怀。原来立山疑心余诚格摔茶碗是跟他发脾气,正走到门边,拿耳朵贴在板壁上听,防不到余诚格会冲了出来,真是冤家路狭了。

    当时还是立山机警,“我知道你老哥在这里!”他说,“特地过来奉候。”

    余诚格看了他一眼,一语不发,直往外走,到了柜房前面,才想起该发发威,才能找回面子,于是一路走,一路骂:

    “好大胆子的东西!竟敢窝娼,大概不想过年了!”

    掌柜的大吃一惊。余都老爷的苦头,虽未吃过,却曾听过,路过南城兵马司,跟所谓“坊官”的兵马司正副指挥打句官腔:“宏兴店窝娼,你们怎么不管?”立刻便有极大的麻烦。

    好得余都老爷发脾气走了,立大人还在。掌柜赶到后面,一进赛金花的屋子,便向立山跪下,口中说道:“求立大人保全,赏碗饭吃!”

    “怎么回事?”

    “余都老爷临上车发话,要叫坊官来封店,另外还要办罪。”

    “办罪!”立山问道:“什么罪?”

    掌柜的看了赛金花一眼,吞吞吐吐地答说:“反正总不是什么好听的罪名。”

    这一说立山明白了,心里相当着急。宏兴店跟赛金花有麻烦,自己就脱不得身,除夕祭祖只怕都要耽误了!

    心里着急,口头却毫不在乎,“有我,你放心!”立山念头一转,想起一个人,顿时愁怀大放,“套我的车,把余庄儿接来。”

    掌柜的奉命唯谨,亲自跨辕,坐着立山的车去接余庄儿。归途中将立、余二人争风吃醋,殃及池鱼的情事,约略说了一遍。余庄儿见是自己惹出来的祸,更怕连带受累,不敢不用心,一路上默默盘算,打好了一个主意,所以到得宏兴店见立山时,神态相当从容。

    “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他说,“不要紧!大不了晦气几百银子。”

    “是啊!”赛金花插嘴,“老余这个年过不去,有人送他几百银子,只怕磕头都肯。”

    “你也别看得那么容易。这班都老爷真叫是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立山吩咐:“取个红封套来!”

    等取来笔砚红封套,立山亲笔写了“节敬”二字,然后又取一张四百两的银票,塞入封袋,递了给余庄儿。

    “老余住后孙公园安徽会馆,近得很,我去去就来。”

    由杨梅竹斜街转樱桃斜街,快到尽头,折往正西,就是后孙公园。余诚格所住的安徽会馆,余庄儿是来惯的,一下车便由夹弄走到底,只见院子里站了好些人,都是买卖人打扮,左臂夹个布包,右手打个未点蜡烛的灯笼,是年三十预备彻夜讨帐的样子。

    再往里看,廊沿上听差跟车伕相对发愣,一见余庄儿不约而同地迎了上来。听差努一努嘴,又使个眼色,意思是余诚格在屋子里,可别声张!

    余庄儿点点头,轻声问道:“一共该多少帐?”

    “总有七八百。至少也得有一半,才能打发得了这批讨债鬼。”

    “不要紧!你告诉他们回头准有。先去了别家再来,不肯走要坐等的,到门外去等,这么挤在院子里不象样!”

    听差知道来了救星,欣然应诺,自去铺排。余庄儿便上阶推门,由堂屋转往西间卧室,向里望去,但见余诚格正伏案振笔,专心一致地不知在写些什么?

    余庄儿悄悄掩到他背后,探头一看,白折子上写的是:“山东道监察御史臣余诚格跪奏,为大臣品格卑污,行止不端,请立赐罢斥,恭折仰祈圣鉴事,窃查户部左侍郎,总管内务大臣立山……。”

    看到这里,他一伸手就把白折子抢到手里。余诚格大吃一惊,急急回头看时,只见余庄儿似笑非笑地瞅着他说:“这是干吗呀!都是好朋友,你真的好意思参人家?”

    余诚格定定神,意会到了是怎么回事。冷笑一声说道:“哼!你用不着来替人家做说客。别样事能依你,这件事断断不依!好立山,王八蛋,我参定了他了!”说着跺一跺脚,“一过了破五,我就递折子!”

    余庄儿又笑了,“你老的火气真大!”他说,“大概心境不大好。”

    “对!我的心境不好。债主临门,一来一大群,我的心境怎么好得了?”

    “原来是为这个呀!”余庄儿走过去揭开白洋布窗帘,“你老倒看看。”

    余诚格从纸糊窗子中间嵌着的一方玻璃望出去,院子里空宕宕地,只影俱无,不由得愣住了。

    “那,那些要帐的呢?”

    “要帐的怕你余都老爷发脾气,全吓跑了!”余庄儿毫无表情地说。

    这是所谓“阴损”,但余诚格不怒而喜,在余庄儿脸上拧了一把,随即往外就走。

    “上那儿去?”余庄儿一把拉住他。

    “我去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别问了!我来告诉你。你先替我坐下。”他把余诚格揿坐在原位,自己拖张凳子在对面坐下,却不言语,只怔怔地瞅着他。

    “你看什么?”余诚格摸着自己的脸问。

    “余都老爷啊余都老爷,怪不得大家都怕了你们,凡事只讲呕气,不讲情理。人家倒是一番好意,怕你过年过不去,知道你在宏兴店,特为亲自来送节敬。谁知道你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节敬”二字入耳,余诚格的眼睛一亮。不过,那是未摔茶杯以前的话,如今又不知如何?且等一等再说。

    等的当然是节敬,余庄儿急于回去复了命,好回家过年,无心呕他,便将红封套取了出来,一面递,一面说:“立四爷总算是够朋友的,特为叫我送了来。不过,余都老爷,如今我倒有点儿顾虑,你老可别害我!”

    “害你?”余诚格茫然不解,“怎么叫害你?”

    “节敬四百两是我送来,是你亲收,没有第二个看见。你收是收了,过了破五,递折子参人家,立四爷不会疑心你余都老爷不顾朋友的交情,只当我吞没了送你的节敬。那一来,不是害了我?”

    “笑话!”余诚格双手笼在袖中,意态悠闲地说,“我跟他的交情,就算他对不起我,我好意思动他的手?”说到这里,突然想起,很快地伸手出来,一把夺过一直提在余庄儿手中的参立山的折稿,笑笑说道:“我也是坐困愁城,无聊,随便写着解闷的,你可别告诉他!”

    “我告诉他干什么?”余庄儿这时才将红封套交到他手里,站起身来说:“你打发要帐的去吧!他们回头还会来,我可要回家了。”

    “慢点!”余诚格踌躇了一下说,“立四总算够朋友,我亦该有点表示吧!你倒替我想想看。”

    “那好办,一过了破五,你在我那儿请他喝顿酒就是。”

    “对,对!准定这么办。你先替我约一约他,初七晚上,在你那儿叙一叙。”

    第二天便是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元旦。余诚格特意到立山府上去拜年。主人宫里有差使,不曾回家。余诚格留下一封柬帖,约立山正月初七在余庄儿的下处小酌。

    到了那天,做主人的午饭以前就到了韩家潭余庄儿的下处,不道立山比他到得还早,正在堂屋中做庄推牌九。一见余诚格,放下卷了起来的雪白纺绸的袖头,拱拱手说:“恭喜!

    恭喜!“

    “恭喜!恭喜!”余诚格说:“那天我到府上拜年去了。”

    “我知道,失迎。”

    “有话回头再说!”站在左上角替庄家“开配”的余庄儿推一推下门的一个孩子,“起来!让余老爷坐。”

    余诚格亦好此道,欣然落坐,看一看台面说:“怎么?还用筹码?”

    “筹码是立四爷发的,白送,每人十两银子,赢了照兑,输了怨自己运气不好。哄孩子的玩意!”

    “那我呢?”

    “你要是小……,”立山本来想开玩笑,说“你要是小兔子,也给十两。”话到口边,想起过年第一次见面,出此恶谑,大非所宜,因而改口说道:“你要是小孩子,我当然也给十两。

    不过,老余,你不好意思吧?“

    “只要赢钱,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罢、罢,我不要你的十两银子,可也不赌筹码?‘春天不问路’,我就赌这么一下!”

    说着从身上掏出一把票子,往面前一摆。

    “老余!我劝你押上门,上门活!”

    “不见得!怎么叫‘活抽’呢?”

    “你不信,我跟你另外赌。”

    “好吧!你移上门,我再移下门。”

    “好了!好了!”余庄儿急忙阻止,“就来回倒这么一下好了。不然帐算不清楚。”

    余庄儿是为立山设想,因为明知余诚格罄其所有,都在桌子上,如果额外再赌,输了还不是哈哈一笑,说一句“回头再算。”可是他如果赢了,立山却得照付,岂不太冤?

    立山是有名的赌客,当然知道他的用意。只是他另有打算,不便说破。当即撒出骰子去,一个四一个五,是“九自手”,怕余庄儿手快会翻他的牌,赶紧拿第一副抢在手里。

    翻开牌来,上门九点,天门八点。下门是余诚格抓牌,扣着一摸,两点一个地,心中便是一喜,再一摸,泄了气,翻开一看是张红九,只有一点。

    “你看,”余诚格心冷而嘴硬,“摆着是‘下活’的架子,偏说‘上活’!庄家要统赔了。”

    立山微笑不答,也象余诚格那样扣着摸点子,一张和牌,一张“板凳”,是个八点,赔上门,吃下门。这一把,余诚格输了面前的注码,另外还要赔个双份。

    这把牌出入很大,所以都好奇地盼望着庄家揭牌。尤其是余诚格,深悔鲁莽,面前的百把银子,十之八九保不住了,只怕庄家翻出来的点子不大不小,吃了下门赔上门,如何得了?想到这里,满心烦躁,将头上的一顶皮帽子往后一推,脑门上冒热气了。

    立山却偏不翻牌,只说:“开配的,把余老爷的注码数一数!”

    于是余庄儿将乱糟糟的一堆银票理齐,点一点数,共计九十八两银子。立山笑笑,把自己的那两张推出去,稀哩哗啦一搅和,打开面前的护书,随便抽了一叠银票,扔向余庄儿。

    这不用说是统赔。余庄儿将一张一百两的银票摆在下门,找回二两,同时交代:“统吃统赔,移注码不赌输赢。”

    “不错,不错!”余诚格喜出望外地说,“想不到庄家拿了副别十。”

    余庄儿已经料透了,立山是有意如此,深怕余诚格不知情,特意点他一句:“我想是一张人牌一个钉,人钉一正输你老的地九一。四爷,我猜得对不对?”

    “差不多!”

    这一问一答,余诚格当然明白了,钉子就在上门,配上长三成为钉长九,那里还有第二张钉子?不过心里见情,不便明言,而再赌下去就没意思了!

    “大家分红!”他取一张十两的银票,交给余庄儿,接着向立山说道:“先吃午饭吧!”

    “我倒不饿。不过可以陪你喝酒,还有些话跟你说。”

    听得他们这么说,余庄儿便叫收拾赌桌,在堂屋里摆饭,同时先请主客一人到他的“书房”里去坐。

    “豫甫,”余诚格问道,“你说有话跟我说?”

    “不忙!”

    余诚格已听出来,立山是有求于他,为了表示自己亦很懂交情,便以急人之急的神态说道:“不!有什么事要我办,先告诉了我。办完正事,才能开怀畅饮。”

    感于余诚格的诚意,立山便拖张骨牌凳坐近他身边说道:“提起也是笑话!为了口袋底的绿云,澜公跟我较上劲了!他是大阿哥的胞叔,自觉身分已非昔比。我呢,实在不愿意找麻烦。不过,亦不能不防。寿平,到那节骨眼儿上,你得助我一臂之力。”

    “那还用说!”余诚格答道,“你说吧!该怎么替你卖力气?”

    “言重、言重,感激不尽!”立山握着他的手臂说,“你听我招呼。到时候作兴要请你动手参他一家伙,杀杀他的风景。”

    “那容易!请吧,”余诚格说,“喝着酒再说。”

    余诚格将抨击亲贵这件事,看得轻而易举,立山当然不便再往下谈。而且此时也不宜深谈此事,喝着酒只谈犬马声色。

    谈到宫里天天传戏,余诚格突然低声问道:“豫甫,开年以来,你见了皇上没有?”

    “怎么没有见着?今儿还见来的。寿平,”立山反问一句:“你怎么想出这么句话来问。必有缘故吧?”

    “我是听了一件新闻,几百年不遇的奇闻。”

    一听这话,余庄儿自然注意,连在一旁伺候的丫头小厮,也都走近来听。可是,余诚格只翻着眼,不开口了。

    “怎么回事?”立山问。

    “这件奇闻,不好乱说。”

    于是余庄儿立即起身,一面大声吆喝着:“去、去!都出去。躲远一点儿。”

    “你不要紧!”余诚格一把拉住他。

    等余庄儿坐下,闲人走远,余诚格才谈那件来自湖北的奇闻。

    七八

    是去年十月间,正当“换皇上”的流言方盛之时,湖北蕲州的真慧寺,来了一位过路的达官,行李不多,而有五名随从,皆是口操京音,举止沉稳,看上去与众不同。出面与知客僧打交道的,自道姓梁,行二,他的伙伴叫他“梁二爷”,或“梁总管”,自然是其中的首脑。

    梁总管要求单住一个院落,最好自有门户出入。逗留的日子不定,但最多不会超过一个月,先送香金五十两银子,临走时还会多给。至于他的主人姓甚名谁,居何官职?以及从何处来,往何处去?一概不知。知客僧婉转叩问时,梁总管只答一句:“请你别多问!”

    真慧寺是有名的禅林,在邻县黄梅得道的五祖,曾经卓锡于此。院宇宏敞,闲屋甚多,知客僧看在五十两香金的份上,让梁总管自己挑地方,挑中的是最后的一个院落,有道门通菜园,不经山门,便可出入。同时梁总管又声明,自己开伙,不忌荤腥。知客也许可了。

    安顿下来以后,主人足不出户,甚至在院子里散步的时候都很少。知客僧有时借故去窥探,只见堂屋正中方桌上供一个帽筒,上面覆一方锦袱,袱下隆然,不知是顶什么帽子。

    随从的行止亦很谨密,每天上街的,只有一个买菜的厨子。偶尔梁总管也出门,骑一匹鞍辔鲜明的枣骝马,神气得很。

    这样过了五六天,知客僧越想越可疑,秘密到知州衙门去找熟识的刑房书办,立刻派了很能干的差役来“下桩”侦察。厨子每天出门,亦有人跟踪,一天跟到菜场,厨子买肉要用自己的秤,分量不符,跟肉案上吵了起来。就这时候,梁总管经过,下了马,从看热闹的人群中挤身而入,一见厨子,举起马鞭就抽,一面抽,一面骂:“怎么告诉你来的?不准在外生事!偏偏不听,真是可恨!”

    厨子被打,不敢回嘴。打完了,还给梁总管请个安,方始提着菜篮,含羞带愧地匆匆而去。

    这些情形落入跟踪差役的眼中,自然立即转报。知州凌兆熊大为困惑,邀集幕友谈论其事,谁都猜不透梁总管是何路数?其仆如此,其主当然更显得神秘莫测。不过有个看法是共同一致的,此事决不可轻忽,而且要尽快了解真相。

    于是,凌兆熊又请州判郭缙生来密议。决定先礼后兵,由郭缙生去看所谓“梁总管”,当面问个明白。倘或言语支吾,随即动手抓人。

    当下传唤捕头,点了十来个人,一律换着便衣,先在真慧寺的出入道路上守住,接着,郭缙生到了真慧寺,传见知客僧,吩咐闲人回避。

    “这梁总管,照你看是什么路道?”

    “回二老爷的话,”知州跟知县一样,称大老爷,州判便是二老爷,知客僧答说,“看样子来头不小。一口京腔,派头很大,有点象王府的家人。”

    郭缙生心想,王府的家人就是护卫,官阶自从三品到从五品,至不济也戴蓝翎,相当于六品武官。自己的官阶只从七品,虽说武不如文,但既然先礼后兵,不妨暂时委屈,便即吩咐跟班持着名帖,请知客僧先容,去拜梁总管。

    推进门去,梁总管正在院子里练拳,一见知客僧后面跟着人,便即收住势子,微带不悦地说道:“嗨,你怎么把不相干的人带到这儿来?”

    “梁总管,”知客僧陪笑说道,“本州州判郭二老爷来访。”

    郭缙生的家人听他这一说,立刻抢上几步,先请个安,站起来,双手递上名帖。

    “不敢当。”梁总管接过名帖看了一下,“我跟郭二老爷不认识啊!”

    “敝上是本州的地方官,”跟班很机警地回答,“贵人过境,应该要来拜候。”

    “太客气了!”梁总管一面穿着衣服,一面沉吟着,等穿好衣服,方始点点头说:“好吧!既然来了,不能挡驾。请进来吧!”

    候在门外的郭缙生,从从容容地踱了进来,不亢不卑地作了个揖。梁总管还了礼,也不请他进屋,就站在院子里说道:

    “郭二老爷大驾光临,一定有事,就请说吧!”

    “喔,”郭缙生觉得有点尴尬,转念一想,这正是可以试探的时候,不必跟他客气,“这里不是谈话所在,”他反客为主的伸一伸手,作个请客的姿势:“请!”

    “请”字出口,自己的脚步已踏上台阶。梁总管急忙抢上前去,拦在门口说道:“郭二老爷,你请在这儿坐!”接着,轻轻拍了两下手,随即有人端了两张椅子过来。

    这下,郭缙生不能再擅自行动。不过,试探总算有得,这样不让他进屋,自然是有不能让他人看的东西在内,莫非就是锦袱下面的那顶帽子?

    迹象越来越诡秘,郭缙生也越发加了几分小心,“梁总管,”他很谦和地问,“台甫是?”

    “我叫梁殿臣。”

    “贵上呢?尊姓?”

    梁殿臣沉吟了一下,仿佛迫不得已似的回答:“姓杨。”

    “不知道居何官职?从那里来?往那里去?”

    “郭老爷,请包涵!”梁殿臣很吃力地,“我实在不能说。”

    “喔!”郭缙生故意装作解人,“这样说,必是京里派出来查案的钦差!”

    “对了!你不妨这么猜。”

    “既是钦差,地方官有保护之责……。”

    “不,不!多谢,多谢!”梁殿臣急忙摇手,“敝上只是路过,稍住几天,还得往别处去。保护一节不敢当!跟郭老爷实说吧,敝上行踪有不能不隐秘的苦衷,请代为转告凌大老爷,一切不必费心,只装作不知道有这回事,就承情不尽了!如果郭老爷能放松一步,将来必有重重的补报。”说着,拱拱手起身,垂着手站在一边,是等着送客的样子。

    郭缙生既不能赖着不走,又不能冒冒失失地翻脸。心想,此来所见所闻,值得推敲之处很多,亦总算不虚此行。姑息让一步,回衙门再说。

    一回衙门,直趋签押房去见凌兆熊,他很注意地听郭缙生讲完,先道了劳,却不表示意见,只命书僮取近几个月的“宫门抄”来,很仔细地翻检着,不知在查些什么?

    郭缙生都快等得不耐烦了,凌兆熊方始开口,“这件事很怪,无可解释。钦差必是一二品大员,从内阁学士到部院堂官,就没有一个三十岁的,而况钦差出京查办事件,必有上谕,我仔细查了,就没有这样的上谕。”他停了一下又说,“三十岁的亲贵倒多得很。可是,亲贵非奉特旨,不能出京,就出京也不过到关外或是到东西陵去恭代行礼,从来不到南边来的。”

    这番分析很精到,郭缙生不由得脱口说道:“照此看来,恐怕要出大案了!”

    凌兆熊瞿然动容:“老兄何所见而云然?”他问。

    “说不定是太监私自出京。”郭缙生说,“又一个安德海出现了。”

    郭缙生是山东济宁州人,熟闻同治初年山东巡抚丁宝桢杀安德海的故事。很起劲地细说当年。凌兆熊仔细听完,提出疑问:“当年是因为慈禧太后顾忌慈安太后跟恭王,所以只能默许安德海出京,而且闹出事来不便庇护他。如今大权在握,爱怎么就怎么,何用顾忌?”

    “不然!祖制究不可违。而且,我还疑心,这不一定是太后另派,派这个太监出京的,另有其人。”

    “另有其人?”凌兆熊大惑不解,“谁?”

    “说不定是端王。”

    “啊!啊!”凌兆熊深深点头:“有道理,有道理!”

    接着,面色一变,凝重而惴惴然地:“只怕真的会如老兄所说,要出大案了。”

    于是,凌兆熊又请了幕友来商议。刑名师爷孙一振是绍兴人,好酒使气,极难相处,但见多识广,装了一肚子稀奇古怪、莫可究诘的疑狱。听完郭缙生所谈的一切,骨碌碌地转着眼睛,凌兆熊知道,遇到这种情形,便是他有见解要发的先兆。

    “孙老夫子,必有高见?”

    “见解没有,要讲两个故事。本朝有所谓‘四大疑案’,如今看来要变五大疑案了!”

    凌兆熊两榜进士出身,朝章典故,亦颇熟悉。知道所谓“四大疑案”,本为清初的三大疑案,一是太后下嫁;二是顺治出家;三是雍正夺嫡。后来所加的一件疑案,说法不一,有的说高宗实为浙江海宁陈家的血胤;一说“天子出天花”的同治之死,病因暧昧,而宫闱事秘,难索真相,足当疑案之称。但不论如何,所有的疑案,皆出于深宫,然则孙一振的意思,莫非指正在谈的这件案子,亦牵涉到帝皇。

    想到这里,不由得失声惊呼:“果然如此,可真是骇人听闻了!”

    “不错!唯其骇人听闻,不宜延搁,以从速处置为妙。”

    “老夫子!”郭缙生不耐烦了,“你不是说要讲两个故事?”

    “缙生,你别忙,我会讲给你听。第一个,出在乾隆五十五年,高宗南巡回銮,驻跸涿州,忽然有个和尚带着个少年接驾,说那少年是履亲王的骨血……。”

    履亲王即是皇四子永?他有个侧福晋,姓王,是汉人,一向得宠。王府传言,履亲王另有个侧福晋,生子说是出痘而殇,其实乃为王氏所害。而这个和尚则指所携的少年,即是传言王氏所害,实则流落民间的履亲王的亲生之子。

    其事离奇,令人难信。但真相不明,和尚的功罪难定,高宗便交军机大臣会审。有个军机章京上前将那少年掴了两掌,厉声问说:“你是那个村子里的野孩子,受人欺骗,敢做这种灭门的荒唐事?”于是那孩子自供姓刘,是受了和尚的骗。结果和尚斩决,姓刘少年充军伊犁。

    “这就是所谓‘伪皇孙案’,伪皇孙充军到伊犁,后来又冒称皇孙,结果为伊犁将军松筠所斩。”孙一振谈到这里,略停一下又说:“伪皇孙自己充军,又眼见和尚杀头,严刑峻法不足以儆其重蹈覆辙,这事也就奇了!”

    “老夫子的意思是,”郭缙生问道:“这个皇孙根本不伪?”

    “谁知道?这就是所谓疑案。”孙一振说,“再有一个故事,出在康熙年间,就是朱三太子一案。这一案,千真万确,一点不假,圣祖杀的是如假包换的朱三太子!”

    “呃,”郭缙生问道:“何以见得?”

    “这是国初的一件大案。”凌兆熊也说,“我读过《东华录》,上有此案的记载。事情发生在康熙四十几年,明朝已亡了六十年。案内的正犯是个七十老翁,仿佛还是个文弱的读书人,要说他就是‘朱三太子’,似乎过于离奇,不是被诬,就是假冒。”

    “东翁的成见太深。”孙一振率直答说,“既非被诬,更非假冒,不过稍微错了一点点。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李自成破京的时候,思宗先亲眼看皇后妃子自尽,又手斩昭仁公主,怕落入流寇手中受辱,然后拿太子及皇三子定王慈灿、永王慈焕交付亲信太监,各人去投奔各人的外家。父子诀别之际,思宗叮嘱三个儿子,国亡以后,混迹民间,要忘记自己是皇子的身分,见了年纪长的,要叫爷爷,轻一点的称伯伯、叔叔。幸而不死,长大成丨人,要为父母报仇。这样处置完了,方始在煤山一株松树上,自缢殉国。太子跟两王出宫以后,遭遇不同。东翁所说《东华录》上所记的这件大案,别的都不错,所错的一点点是,误弟为兄,那个‘七十老翁’是行四的永王慈焕,而非‘朱三太子’。这个故事要从山东东平州的一个名叫李方远的谈起……。”

    大概在康熙二十二年春天,李方远到一个姓路的朋友家去赴宴,同座有位客人,生得仪表堂堂,吐属文雅,很令人注目。主人介绍此人说:“姓张,号潜斋,是浙江的名士。学问渊博,写作兼优,而且精于音律,下得一手好棋,如今是本地张家的西席。”

    张潜斋人很谦虚,一桌的人都应酬到,但对李方远格外亲热,殷殷接谈,颇有一见倾心的模样。李方远亦觉得此人不俗,是个可交的朋友。

    过了两天,张潜斋登门拜访,送了一把他手写的诗扇,果然写作兼优。就此正式订交,常有笔墨文字的应酬。这样过了半年有余,一天张潜斋跟他说:“我要回南边去一趟,大概两个月就可以回来,特来辞行,还有一件事奉托。家有数口,柴米由东家供给,不过每个月要一千铜钱买菜,不能不乞援于知己。”

    “那是小事,”李方远答说:“请放心,我按月致送到府就是。”

    原说两月即回,结果去了半年犹未归来。李方远因为会试进京,动身之前关照家人,仍旧按月接济张家。等他春闱及第归来,张潜斋已经携眷回南。如是不通音问有十年之久。

    康熙三十五年,御驾亲征噶尔丹,李方远在大军所经的饶阳当知县,奉委兼署平山。军需调发,日以继夜,忙得不可开交,而张潜斋翩然来访。李方远连跟他叙一叙契阔的工夫都没有,送了一笔程仪,匆匆作别。

    这一别又是十年。在康熙四十五年冬天,李方远已经辞官回里,张潜斋又来相访。这次带来两个儿子,一个老大,一个老四。直道来意,说是江南连年水灾,米贵如金,不得已到山东来投奔知交,希望李方远替他谋一个“馆地”。

    所谓“馆地”,不是做幕友,便是教书,这都是隔年下“关书”聘定的,年近岁逼,来谋馆地,岂非太晚?李方远想了一下,留他教几个童蒙的孙子。从此,张潜斋成了李家的西席。

    李家的孙子读《三字经》、《千字文》,所以张潜斋的儿子,亦可代父为师。而张潜斋本人,则经常去看他以前的那个姓张的学生,每去总在十天左右。一次,李方远问他,何不在张家多住些日子,张潜斋答说:“师弟之间,拘束很多,不便谈笑,不如在府上自由自在。”李方远听他这话,越觉亲密。只是总觉得张潜斋的行迹不免神秘,而眉宇之间,别有隐忧,几次想问,苦无机会,也就不去理他了。

    第三年的初夏,午后无事,李方远与张潜斋正在书房里对局,棋下到一半,家人慌慌张张地来报:县官带了无数的兵,将宅子团团围住,不知何事?

    一听这话,张潜斋神色大变;李方远还来不及询问究竟,官兵差役已一拥而进,拿铁链子一抖,套上脖子,拉了就走。

    被捕的是李方远及张潜斋父子,一共四个人。

    李方远茫然不明究竟,亦问不出丝毫真相,只知事态严重。因为县官亦只是奉命拿人,抓到以后,问都不问,连夜起解,送到省城。这就表示,这件案子唯有臬司或者巡抚能问。

    问的果然是山东巡抚叫赵世显,两旁陪审的是藩、臬两司。除此以外,再无别人。先将李方远带到后堂,等差役退去,赵世显才问:“你是做过饶阳知县,号叫方远的李朋来?”

    “是。”

    “你既然读书做官,应该知道法理,为什么窝藏朱某,图谋不轨?”

    李方远大骇,“我家只知道读书,”他说,“连门外之事都不与闻,那里窝藏着什么姓朱的?”

    “你家的教书先生是什么人?”

    “他叫张用观,号潜斋,南方人。二十年前在张家教书认识的。前年十二月里来投我家,教我几个孙子读书。如此而已!不知道有什么姓朱的。”

    “此人在南方姓王,山东姓张。你不知道?”

    “不知道!”李方远重重地说,“丝毫不知。”

    于是带上张潜斋来,赵世显问道:“你是什么人?”

    “我是先朝的皇四子,名叫慈焕,原封永王。事到如今,不能不说实话了。”

    “你何以会在浙江住家落籍?”

    “这,说来话长了!”

    据朱慈焕自己说,李自成破京之日,思宗先将他交付一个王姓太监,王太监卖主,拿他献给李自成,李自成交付一个“杜将军”看管。及至吴三桂请清兵,山海关上一片石一仗,李自成溃不成军,各自逃散,有个“毛将军”将他带到河南,弃马买牛,下乡种田,有一年多的工夫。其时朱慈焕是十三岁。

    尽管凌兆熊与孙一振,稽考史事,互相印证,谈得相当起劲,而郭缙生却不感兴趣,他关心的是眼前的案子,“老夫子,”他问,“谈了半天与目前这桩疑案有什么关系呢?”

    这一问,将凌兆熊的思绪,亦由一百九十年前拉了回来。

    “是啊!”他说,“老夫子讲这两个故事的意思,莫非是说真慧寺中的那位神秘人物,可能亦大有来历?”

    孙一振点点头,答了一句成语:“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慢来,慢来!”郭缙生急着有话说,“我也疑心是有来头的人物。不过,细想一想,不是!王公亲贵,不准私自出京,果然私自出京,请问又为的是什么?如今不是雍正年间。”

    “也不见得是王公。”

    “不是王公,难道还是皇帝?”

    孙一振不答,亦无表情,凌兆熊却大吃一惊!“不会吧?”

    他张口结舌地说,“有这样的事,那就太不可思议了!”

    “东翁,我亦并无成见。不过,此事是东翁祸福关头,切不可掉以轻心。这年把以来,常有传说,皇上几次从瀛台逃了出来,又被截了回去;又说,有个英国人李提摩太,跟康有为、梁启超师弟有联络,打算借使馆庇护,将皇上接到南方来另立朝廷;又说,北道上赫赫有名的大刀王五,受谭嗣同的重托,要救皇上。”孙一振略停一下又说,“道听途说之事或者不足信,不过中西报章的记事,都说皇上明明没有病,偏偏宫里每天宣布药方。这种怪事,又怎么解释?”

    “是,是!老夫子分析得很透彻,看起来倒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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